引言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预兆着作为传统的社会组织原则对立面的公民共同体、公民身份和法治的兴起。它们折射出民主及其新的法律、公平和正义观念的演进，折射出一种新的对人类力量和创造性的信心，以及对包括政治技艺在内的实践技艺、技术和手艺的颂扬。但是，他们的悲剧也彰显出民主城邦的内在紧张，以及它不可避免会提出的关于政治规范、道德价值和善恶观念的性质和起源的问题。
剧作家在为一种社会讲话，这个社会当然并未摒弃不成文和永恒的法，普遍的行为原则，或对家人、朋友和诸神的义务这些观念。但是，在这个社会中，普遍而永恒的价值这种观念是容许质疑的，没有什么会被当成天经地义。民主的经验使某些问题不可避免：永恒法与人定法、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固然可以启灵于某些受神感召的立法者（斯巴达人这样做了，而雅典人则没有），并以此架起两者的关联，但我们该如何解释各有特殊法律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差异？
民主政治滋生了这样的观点：一个人的意见与另一个人的一样好，这时会发生什么？这又会对普遍和永恒的法或正义概念产生什么影响？它们是否只是人为的约定，建立在权宜、人的方便、凡人的一致意见和说服艺术上？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们，或者不遵守它们？自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首先是所谓的智者，之后是一些以哲学家自称的人，逐渐以更为体系化的形式提出了这些问题。一种自然哲学传统，即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系统思索已经存在；在自然哲学家中，也有些人已经把自己的思考延伸至人与社会，如伟大的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他终身致力于科学和道德反思。
但是，使人性、社会、政治安排成为哲学质询的主要课题，这是智者的功劳。智者是收取酬劳的教师和写手，他们从一个城邦辗转到另一个城邦，教授富家子弟。他们在雅典的兴盛，归功于人们对教育的急切而有增无已的兴趣，尤其是对民主制下法庭和公民大会中所需要的技巧，即修辞术和雄辩术的兴趣。雅典因其文化和政治活力而吸引了希腊其他地方的优异教师：喀俄斯的普罗狄库斯，一位语言学者；厄利斯的希皮阿斯，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兴趣；莱昂提尼的高尔吉亚，才智超群的修辞学家，他不是作为专业教师而是作为外交官来到雅典；最重要的还有，最早和最伟大的智者阿布德拉的普罗塔哥拉，他是伯里克利的朋友和顾问，我们稍后要详加讨论。
其他智者有：色拉叙马霍斯，我们将在思考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与他照面；第二代智者如吕科弗隆，他的贡献是阐述了一种社会契约观念，柏拉图的舅父克里底亚斯，他也出现在自己外甥的对话录中；或许是虚构人物的卡里克利斯，柏拉图用他来代表激进智者的观点，即正义是最强者的权利；所谓的“无名的杨布里奇”，他反对激进智者，认为权力来源于共同体的同意；安提丰，或许是第一位论证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野蛮人”）自然平等的思想家；较晚的阿尔基达马，他坚持人的自然自由。
我们不应当被这群智识人不讨人喜欢的肖像所误导，这些肖像主要是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描绘的，在他们看来，智者象征着雅典的堕落与腐化。只通过这些批评者，而不了解智者写作时所处的历史时刻，是无法对智者的形象做出判断的。在民主的这个阶段，甚至伯里克利这样的民主派贵族，也正在被像克里昂这种富裕但“出身平民”的新人替代。不足为奇，在柏拉图的贵族圈子里滋长着不满和怀念美好过去的气氛。不幸的是，极少数贵族的怏怏不平之声，自此以后左右了对雅典民主的看法，创造了一个难以撼动的雅典衰落神话。
贵族的不满着实产生了更严重的后果，它们给民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出现了两次寡头革命：公元前年的短暂插曲；更关键的是公元前年的政变，在斯巴达的帮助下建立起三十人（三十僭主）的血腥统治。在一支驻守雅典卫城的人斯巴达部队支持下，三十僭主屠杀和放逐了一大批雅典人。数千人背井离乡，保留完全公民权利的只剩人，这大致是全体公民的百分之十。然而，当民主于次年恢复时，在处置寡头反对派上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克制，它在斯巴达的授意下颁布大赦令，阻止了对寡头及其拥护者的政治迫害。
而且，尽管一系列灾变终结了黄金时代，公元前4世纪仍是民主的最稳固时期，它在穷人甚至富人中都得到广泛支持。这还是一个雅典的文化繁荣发展并真正成为伯里克利先前所谓“全希腊学校”的时代。对于民主制度来说，不存在其他更严重的内部威胁，只是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当雅典在马其顿人面前实际上丧失了所有独立性时，它才走到了终点。民主后期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年代，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偏见的产物。
诚然，那时存在一些严峻问题，尤其是经济方面的；雅典人也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更不用说还有瘟疫灾害。但是，民主衰颓的神话更多与标志着古老贵族衰落的社会变迁有关。与这些社会变迁相伴的是领导阶层和风格上发生的政治变迁，这是一种新的民众政治，它使民主初期克里斯提尼所采用的策略臻于成熟，那时他把人民变成了自己的“挚友”。批评者把这些变化描述成粗俗鄙陋、物质主义、不问道德的利己主义以及领着无知平民步入歧途的“煽动性”诡计的胜利。
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各不相同的人都对克里昂这样的领袖进行过攻击，然而，最让人讶异的是，这些攻击不约而同地表现为对风格而非实质的反对。例如，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最坏的抱怨无非是克里昂的粗野举止，他在公民大会中的大喊大叫，他脱下斗篷演讲的方式，而其他人一举一动都彬彬有礼。对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这样的批评者来说，智者就是这种所谓的道德沦丧在智识上的表现，他们被说成是传统价值式微的象征。
他们被描绘成这样一个城邦的缩影：在那里，甚至年轻贵族都对祖上的高尚道德准则弃若敝屣，所有对错标准都见弃于人，即便知道两者区别的人也舍对投错。按批评者的解释，智者所娴熟的修辞策略，以及讼师的“每一问题都有正反两面”的抗辩原则，不过是一种“使坏事看起来不那么坏”的方法。智者中的确有些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但也有对希腊文化和源于它的传统做出重大和创新性贡献的思想家。即便他们的观念是通过残篇断简或二手记载（特别是常怀敌意的柏拉图的对话录）为我们所知的，也足以使我们有正当理由宣称：智者，尤其是普罗塔哥拉实际上创制了政治理论，并为西方哲学设定了大体议程。
智者在哲学观点上的差异之大，并不亚于他们在政治主张上的差异。大致而言，他们的共同点是专注于区别physis（自然）和nomos（法律、习俗或约定）。法律、习俗、伦理原则和社会政治安排，都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某种不变的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鲜活的实践议题，在这种氛围下，nomos和physis的对立成为核心的智识问题。从下述事实中，这个议题的直接政治力量得到戏剧性说明：随着民主的恢复，官员被禁止援引“不成文法”，这是一种现在具有强烈的反民主联想的观念。
结语
智者基本上同意，自然存在的事物与凭习俗、约定或法律而存在的事物存在本质区别。但是，争议之处在于，究竟是自然的方式更好，还是“约定”的方式更好；进而言之，自然的方式是什么。无论哪种情况，他们的论点都可以被调动来捍卫或反对民主。某些支持寡头制的人可以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的区分，这种自然等级应当体现在政治安排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