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远征记的人都知道，色诺芬是一个极其擅长自我吹捧的人，他在书中将自己的形象描绘得非常高大上，实际上后世分析看，色诺芬虽然在远征记中对自己的作用夸大了不少，但其中叙述的历史事件多半都是符合真实情况的，特别是对当时波斯帝国以及古希腊城邦一部分认识，其中有一部分也夹杂了色诺芬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批判。
色诺芬（前年左右－前年）古希腊色诺芬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特殊时期，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巅峰对决，色诺芬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由于城邦间的穷兵黩武，使得城邦民众生活状态大受影响，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色诺芬拜苏格拉底为师，学习如何批判社会，在长久的学习过程中，在色诺芬的心中，逐渐的形成了一套理想社会下的政治生态。
波斯帝国的希腊雇佣军在苏格拉底死后，色诺芬参加了波斯帝国招募的雇佣军，这支雇佣军的总人数大约有一万多人，色诺芬跟随着队伍进入小亚细亚以后，才知道招募他们的波斯小亚细亚总督居鲁士三世图谋造反，妄图通过他们这一支力量，推翻其兄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但最终居鲁士三世战败身亡，而这一支希腊雇佣军也彻底成为了没娘的孩子，在色诺芬的率领下，展开了返回希腊的“远征”。
色诺芬的《远征记》又名长征记苏格拉底之死——改变了3个年轻人的命运
公元前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执政官以反对民主的罪名处死，而苏格拉底之死，对他的3个学生印象非常大：柏拉图因老师之死，对雅典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而远走他乡，先后游历了很多地方，并为后来的哲学思想奠定基础；安提西尼则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影响，成为了犬儒学派的创始人，以批判社会为主，要求人们克己无求，独善其身。
苏格拉底之死影响了三个人：色诺芬、安相比于安提西尼和柏拉图，色诺芬似乎更早地预见了雅典极端民主派的弊端，甚至于反而还产生了同情三十僭主的想法，所以他在苏格拉底死前两年，色诺芬就离开了雅典，去哪儿了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波斯帝国招募的希腊雇佣军，这一年是公元前年，雅典才刚刚恢复民主制度没几年，一切都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
三十僭主相比于此更好奇的是，我们如今已经无法考证色诺芬选择希腊雇佣军的缘由，从其后来留下的远征记来看，似乎其有意想要了解这个曾跟古希腊争夺时代霸主的帝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度，所以色诺芬浩浩荡荡地跟随着雇佣军前往，一路之上估计也是满怀好奇的心里，不过从色诺芬对这位招募他的波斯帝国小亚细亚总督居鲁士三世的态度来看，色诺芬对波斯帝国的好感程度还要大于雅典。
对波斯帝国的好感，体现在色诺芬另外一本著作中《居鲁士的教育》，这本书讲的是波斯帝国的开创者居鲁士大帝，虽然这本书以虚构的成分较多，而且书中主要讲述的是对理想状态下的政治生态，但对波斯帝国的好感，似乎贯穿了色诺芬对理想王国的建设理念。从站在对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讲，色诺芬对波斯帝国抱有幻想，只能说明他对雅典的“爱之深，责之切”，作为一个出生于雅典，而且还是一个奴隶主家庭的人，他自然希望雅典能够成为距离他理想王国更加接近的程度。
对斯巴达的反讽
柏拉图在离开雅典以后，写了一本《理想国》，书中阐述了对理想邦国的美好描述，书中柏拉图极力反对雅典极端民主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色诺芬的理想邦国的建设和柏拉图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区别，色诺芬反对极端民主制度，但是也同样不习惯贵族把持的寡头式政治，这一点从他后来对斯巴达的态度，就能很明显看出来。
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色诺芬回到希腊以后，结识了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这位堪称是斯巴达史上最杰出的国王，曾带领斯巴达远征波斯，看到色诺芬率领这一支希腊雇佣军，顿时有些欣喜若狂，两人经过一番长谈以后，对彼此颇有好感，在阿格西劳斯二世去世以后，色诺芬还专门为阿格西劳斯二世写了一份传记，书中对阿格西劳斯二世进行了大肆的褒扬。
斯巴达由于色诺芬晚年基本上都是在斯巴达度过的，加上国王的重视，色诺芬的生活状况还算不错，所以对斯巴达城邦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按理来说凭借对阿格西劳斯二世的关系，色诺芬对斯巴达应该极为推崇才是，但是很显然对于这种贵族寡头式政治，色诺芬明显不感冒，其有关的描述后来色诺芬有《斯巴达政体论》一书传世。
书中对于斯巴达格外褒扬（事实上后人评价色诺芬并不高，主要在于他写史书中刻意强调为尊者讳的思想），但实际上深层次来看，色诺芬采用的是一种反讽的手法，批评斯巴达的贵族寡头式政治，色诺芬认为斯巴达欠缺本质上的探索，这也基本上成为了斯巴达为什么战胜了强敌雅典，却最终还是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实熟悉古希腊历史的人都知道，斯巴达在同期城邦之中很明显有些格格不入，他为了防止社会去贫富差距分化大，禁止与周围城邦的商业往来，也很少重视文化教育，这或许也是色诺芬认为的“欠缺对本质的探索”，社会贫富分化大，最重要的是因为贵族有特权，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是因为商业贸易的往来。
更为理想的状态——比“雅典”还“雅典”
如果说非要找寻一个时代符合色诺芬心中完美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或许是伯利克里改革时代，或许是更早一些的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时代，当然也有些许本质的区别，因为从根源上来看，色诺芬是反对雅典的商业贸易制度和货币政策的，他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更重要的实际上应该是在农业上。
庇西特拉图当然色诺芬也不是完全反对商业发展，在《经济论》中，他提出国家应该重视农业发展的前提下，也提出了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只不过二者的轻重程度有一定的区别，色诺芬最根本的经济思想，在于他认为农业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从某种程度上，也反应出色诺芬也的确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他看到了过渡商业化城邦的弊端。
波斯帝国的问题在于军队分散，临战时不在政治制度上，其实色诺芬或许更倾向于君主制治，这一点是继承自波斯帝国，但对这一点色诺芬本人也是批判的接受，波斯帝国虽然为君主制，但是国家内部同样有很深层次的矛盾，色诺芬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波斯帝国的叛乱，他指出波斯帝国的问题在于军队分散，临战时不能统一指挥，只要经历一次快速的强攻猛攻，就很容易瓦解。
以君主制为基础，大力发展农业并同时辅如果说非要寻找一个色诺芬认为的理想的政治状态，或许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时期或者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期，政治上类似于君主制，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并同时辅以商业贸易，但这一切似乎都是色诺芬美好的幻想，因为色诺芬对于理想国家的想象，基本上是偏离实际的，这也是他在历史研究中，不如修昔底德的重要原因。
色诺芬的《经济论》结束语
色诺芬在历史方面的著作普遍不如修昔底德，原因在于对史料分析的不严谨和片面，尤其是忽略客观发展，要知道古希腊时代原本就是以商业贸易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地域关系的限制就注定了他不能够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另外色诺芬相信预言，相信万事万物之中自有神的干预，这也是他在思考中不客观的原因之一，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色诺芬记录往往能够更加充分客观，他的记述对于古希腊时代的历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