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一度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当作人类社会最科学、最完美的政治制。然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政治问题的频频发生，正印证了西式民主根深蒂固的局限性。
作为西式民主的发源地，希腊一直被西方国家称为政治圣地，即提及民主“言必称希腊”。然而，两千五百年前的雅典民主制只是希腊众多政治制度中的一种，且在当时已经呈现了腐败、内讧的问题。
事实上，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奴役外邦奴隶的基础上，而作为社会重要构成的雅典妇女更是在城邦中毫无民主权利。至于西方知识界一直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民主选举制，其实也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因为就算有民主权利，当知识层面和信息接受能力不对等时，所谓“民主”也就成了少部分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当时人尽皆知的“苏格拉底之死”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
不难想象，这样的民主制度肯定不容于古代西方社会。于是，雅典民主制先后被终结在斯巴达和马其顿的铁蹄之下。到了17世纪，西方国家对雅典的民主制度忽然有了兴趣，他们从浩瀚的典籍中找出曾经的雅典民主制度，用来制衡王权。从此古希腊的民主制发生了“异化”，成为贵族阶层争权夺利的工具。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人阶级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当这一庞大阶级足以威胁到西方资产阶级的统治时，西方统治者终于搞清楚了“西式民主”最大的妙用，即防止革命。只要给予工人阶层一定的利益，就可以让工人维持稳定，进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
对于西方资本家的丑恶行径，马克思直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产阶级的实质就是“允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听起来比较拗口，通俗的讲还是资产阶级私底下的肮脏行径。一方面，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稳定，组织工人联合会（工会），作为明面上维护工人利益的机构。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将这些工人代表送上议会后，事情就不受工人阶级控制了。资产阶级表面上说给了工人阶级参政议政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制，可实际上却只是打着民主的幌子，暗地里行“割羊毛”之事。
你当八小时工作制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等历次工人暴动，西方国家绝不会改变榨取工人阶级的既定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给予一丁点的利益，工人就会乖乖上岗工作，这就是西方资本世界的固定法则。
南美革命家切格瓦拉在牺牲前曾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走后，他们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曾经来过。”
是的，只是因为“我们”曾经来过。西方的民主制度根本不能维护人民的利益，他们更多的只是维护一小撮精英阶层的利益。至于西方底层民众的生活，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中。
说到这，肯定会有一群“恨国党”出来反驳了。说美国怎么怎么好，如果美国不好，那为什么知识分子总爱去美国定居？
可他们不清楚，西方国家要的是顶端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俗称的社会精英。而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会接受吗？美国的华盛顿确实很繁华，但你是否看过华盛顿贫民窟里的暴力犯罪，你是否看过那乌泱泱一片的难民？
总有人说国家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但他们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国家在疫情期间的无私关照、强力救治，很多人早已丧生在疫情的血色下了。
还有人会说，既然西式民主存在这么多的缺点，那么为何二战以后西式民主获得了大扩张和大发展？
确实，西式民主在二战期间迅速发展，俨然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观”。但结果呢？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充当了西式民主的试验品，致使国内经济停滞、民不聊生。近些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悲剧，都表明选择政治制度要慎重，必须冷静地看待西式民主，不能盲目跟风。
鞋子合不合脚，穿了才知道。选择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注重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你看西式民主的弊病不就在跟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