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一个亲眼目睹了整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公民，第一个在混乱中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个输给陪审团的智者（辩论家）。更为戏剧化的是，苏格拉底死于伯利克里执政时期，也就是传说中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伯利克里在任职时慷慨激昂地畅想着：“我们是民主的。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就是在这样光辉的民主政治面前，哲学之光——苏格拉底陨落了。以最荒谬、最滑稽的方式死去。用现在的话讲，他是以公投的方式被处死的，以绝多数票通过了死亡审判。他真是十恶不赦？或许你应该知道他被处死的罪名：第一，不崇拜雅典诸神第二，崇拜新神第三，也是最为致命的一条，腐蚀雅典青年关于第三条，陪审团给出的解释是，苏格拉底误导了雅典青年，让他们学会了盘问和反驳长辈。这里的盘问和反驳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在雅典民主政治时期，虽然鼓吹的是人人享有话语权，只要是公民都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事实却常常让人咂舌。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公民”一词上是做足了功夫的。雅典只承认成年男性为公民，且要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成年男性，至于女性、儿童和奴隶其实都不在公民范围内，也就是说，所谓的民主，或许只占到了雅典人的1/3。不仅如此，雅典在公民出席参政会议上的限制也是诸多方面的。例如时间的规定、地点的选择，而全体公民想要在交通并不发达的雅典时代来参加一场民主表决会，可以说是十分不易了。但是苏格拉底的审判却是的的确确通过了众多公民投票表决出来的。通俗地讲，也就是绝大多人同意把苏格拉底送上断头台。而这位给予了世人宝贵的道德洞见、又清晰阐释了人类理性和思维力量的大哲学家，明明有无数次远走他乡的机会，却为何又坦然地接受了死亡？最深层次的，还须得从雅典的民主政治和苏格拉底本人讲起。有人说，倘若你了解苏格拉底的故事，那么你所了解的就是真正的忧伤和悲剧。首先，就雅典民主政治大环境下，政治家们视苏格拉底为雅典的政治威胁。苏格拉底受审时，斯巴达施行的是僭主政治，由精英团体进行统治。而这些僭主中有不少人都是苏格拉底的朋友。斯巴达与雅典敌对的状态本就持续了许久，再加上苏格拉底喜欢在广场上同人辩论民主的利弊，雅典统治者便以为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感到不满。而事实上，苏格拉底也的确不满雅典的民主政治。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分析的大众心理问题一样，苏格拉底也认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苏格拉底并不赞同雅典这种泛滥的民主。《乌合之众》里说，群众的力量全然是破坏性的，起作用像细菌。这个观点固然偏激，但作用于一群尚不明智的雅典公民身上，却是十分适合。这些公民在更多的时候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不会做出更多的思考，也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嘿，投苏格拉底有罪，这块布料就是你的了，当然你也可以要别的东西。”这种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苏格拉底投死。诚然如我们的网络天地，因为言论是自由的，所以智慧的人畅所欲言地讲；而缺乏智慧的人，也同样能够肆无忌惮地骂。即使雅典人最后以这种看似正规，但其实草率无比的方法审判了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的死亡，其实也仍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苏格拉底一生交友甚多，其门下弟子也广学多力，救出一个本不应该死的人，其实轻而易举。但苏格拉底不愿逃跑。他不接受雅典人无理的审判，但他维护雅典的法律程序。这或许也是苏格拉底为何伟大之处，因为他所做，与他所言，从来都是同一方向。他认为如果他逃跑，那便是蔑视了雅典的真理性程序，他坚信自己的死亡，是为了他的信仰和真理。他要用自己的死亡为雅典的民主政治敲响警钟，也为西方的西方法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也许法律会一时枉正错直，但在世俗之城里只有每个人都遵守的法律，只有在每个苏格拉底都服从法律的基础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