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比公元前年或前年的情况还要困难，而且它现在要与之打交道的不是腓力普和亚历山大（他们是愿意和解和合作的），而是一个决心要铲除它的抵抗势力的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在比奥提亚集中了他的军队。雅典恢复了德马代斯的公民权，派出他、弗西昂和其他人请求议和。安提帕特提出的条件是雅典若无条件投降，他就不派兵侵入阿提卡。他的条件被人民大会接受了。在公元前年的9月中旬，埃琉西斯的神秘祭仪开始之时，一支马其顿驻军开进城去占领木尼奇亚。奥罗普斯已由雅典退还比奥提亚。萨摩斯的未来归帕尔狄卡斯决定，他已驱逐了雅典的军事移民，召回了萨摩斯人。
雅典要缴纳赔款，由安提帕特建立了一个寡头派政府，他规定只有资财达20明那以上的人才拥有公民权。他们的数目被核实为人。其余人失掉了一切政治权利。那些曾鼓吹雅典参战的演说家都被交给安提帕特。在德马代斯倡议下，人民大会通过决议，对希帕里底斯、德谟斯提尼和其他人以叛国罪判决死刑，但他们都已逃离雅典市。安提帕特部下执行这一判决。德谟斯提尼在卡拉鲁里亚的波赛冬神庙被找到了。他服了毒，准备离开神庙以免污渎圣台，但在祭台边倒毙。这样一来，雅典的自由就在公元前年结束了，比公元前年时还要悲惨。
安提帕特从雅典继续前进，来到伯罗奔尼撒，那里的亲马其顿党派已在各邦中得势。一个名叫迪那尔库斯的雅典演说家在科林斯被委派为马其顿总督，有权统辖全部伯罗奔尼撒。他的温和确实曾受人称赞，但他的到来标志着一个马其顿保护国的建立。埃托利亚人比雅典人反抗得更为顽强坚决。他们的名公民军队逃入深山和多两倍的敌军苦战。安提帕特想在公元前—前年冬天以饥饿困死他们，但帕尔狄卡斯在亚洲的活动妨碍了他。他就用宽厚的条件和埃托利亚联盟议和，从而把拉米亚战争全部了结。
个人的自由，因为是基于自我尊重之上，可能在思想或心灵上都是绝对的。公民的自由，因为是基于政治上的自我表现，就相对于其他公民的需要与权力。至于奠基在自主自为之上的国家的自由，也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需要与权力。例如，在雅典，公民各阶级享受政治自由一直到拉米亚战争之末，其中只公元前—前年例外，而马其顿人则直到罗马在公元前年强加条约以前始终享有政治自由。公元前4世纪的主要希腊城邦到公元前年时仍一直认为，城邦之间的政治自由意味着统治较弱各邦之权，例如在较弱各邦中安置傀儡政府、派驻军队、收纳贡金，极端情况下甚至可给予屠城的绝罚（andrapodismos）。
斯巴达、雅典、底比斯与其说关怀自治不如说醉心霸权，即对其他城邦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另一不同的自由观念发展起来了，它认为各邦可以自由合作，自理内政而无须强加或接受傀儡政府、驻军与纳贡。那些较大的联合邦，以及在开始时的第二次雅典同盟和公元前—前年的城邦联盟都在广阔的领域里实现了这一新的理想。腓力普在恰龙尼亚大捷之后更把它推进了一步。他给希腊各邦一个自由和自治政府的章程，以合作和互相尊重为条件，亚历山大也在公元前年效法他的榜样。在某些城堡之中确实还有驻军，但这些措施是得到希腊联盟议事会认可的，而这个联盟正起着全希腊自主政府机构的作用。
公元前年，底比斯要求的是那种老式的自由，亦即统治彼奥提亚其他城邦之权。由于它对此坚持不放，因此它的彼奥提亚长官拒绝了亚历山大的议和条件。底比斯的屠城是由希腊联盟议事会投票决定的，尤其是那些过去曾深受底比斯搞这种自由之苦的城邦，在议事会中投票最为踊跃。在拉米亚战争中，雅典和埃托利亚也声称是为希腊各邦的自由而战。假若人们认为马其顿将领是要推翻腓力普和亚历山大的政策，而雅典和埃托利亚又是在倡导各邦之间互相合作和尊重的自由的话，它们是会得到普遍支持的。实际上响应者却很少。人们对萨摩斯的遭遇记忆犹新，他们也怕雅典又会把那老一套的自由摆弄起来。他们宁愿要努力普和亚历山大曾扩展到他们头上的那种合作的自由。
历史家们可能会把一种形式的自由看得高于另一种，都依他们对军事实力、人道措施、经济繁荣、艺术天赋、社会正义的评价高低而定，或者依他们对诸如和平主义、民主、联邦主义之类的理想而定。政治家们却面临更为迫切和实际的任务，即在一个许多外邦外国的世界中如何保护他本国的利益，这不仅需要对什么是本国利益有明确认识，也需要了解其他外邦的利益。公元前年的底比斯政治家肯定对亚历山大的势力知之甚少或全然误解，而对希腊各邦的感情也估计错误。公元前—前年的雅典政治家远不是清一色的。弗西昂等人相信，雅典的利益在当时情况下在于与希腊联盟和马其顿的合作。
德谟斯提尼、希帕里底斯等人则眷恋于雅典的老式自由，也就是可以统治他人的自由，他们还认为当时世界各邦的形势可为此提供成功的机会。公元前年终于证明他们的估计错了。他们的作为并未得到普遍支持。他们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国内既不团结、战场上又无纪律、依靠雇佣兵、轻易自认失败等都使他们远非马其顿强权的对手。要说德谟斯提尼在公元前—前年比弗西昂更有资格称为政治家，显然是没什么道理的。
在民主政治的危机时期，往往会产生出一位看来比其自身品质还要伟大一些的领袖。德谟斯提尼一生自始至终都是这样一个领袖：他的野心无所顾忌，对敌手恨之入骨，处世圆滑，为自己利益争吵不休，具有艺术天赋和聪明智慧，但没有军事上的勇毅，不信实力而希求侥幸，死心维护雅典的传统自由，为实现他的目的自己甘愿接受任何牺牲，也不惜牺牲别人。他的早期演说坦率表明了他有关雅典已在或准备在当代世界实行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在公元前—前年，他为这一自由战斗的顽强、勇敢而又机智，他力求保持住那既能驱逐腓力普而又不至爆发公开战争的剃刀边缘政策。
在有关腓力普的最终目的和他的自由观念上，他持有和欧布鲁斯、埃斯奇尼、弗西昂等人不同的看法。但他的政策可能是奠基于对马其顿统治当代世界以后的终极效果的深刻认识之上。当腓力普没有剥夺雅典的自治权，甚至不对其舰队、陆军或财政妄加侵犯时，德谟斯提尼和他的支持者们已不能使他们自己改变看法。他叫喊道：腓力普此后的慈悲只是一种伪装，你们这些幸运的人民也可借此得些利益，但我要考虑其他问题。
在公元前年，吕库古说希腊的自由已随恰龙尼亚的阵亡将士同时埋葬时，他谈到的德谟斯提尼的想法以及他的那种自由，并非在希腊联盟的体系之内的自由。
在公元前—前年，德谟斯提尼面临着一个新世界，因为马其顿的势力再也不能否认了。要么就是和希腊联盟类型的自由以及征服波斯的事业合作，要么就是反抗希腊联盟及马其顿而自招惨祸。德谟斯提尼在公元前年是劝说底比斯头领和雅典人民进行反抗的。接着底比斯陷落了，但雅典在当时及以后都得到了慈悲的对待。德谟斯提尼仍然主张反抗，先是在人民中以比他不出名的支持者远为小心的姿态如此主张，最后在公元前年就像他们一样地放肆和愚蠢。这一次对德谟斯提尼和雅典都再没有什么慈悲。安提帕特效法斯巴达在公元前年所做的那样来表示马其顿的胜利和马其顿的自由，然而即使这样，也不如雅典对米洛斯、塞斯都斯和萨摩斯那样残酷。
在这些年代里，决定了一个比雅典的自由范围更为重大的问题。腓力普采用了新的自由观，连同它的自主自治和合作的原则，把它们扩及希腊各邦。亚历山大还想在东方也照样办。在他们政策实行的初始阶段，一定的军事保护是必要的；因为世界并不会自动转向一种新观念和新措施。他们都差不多快要成功了，然而死亡干扰了大业。
希腊和马其顿在血统和文化上是相近的；假若它们在腓力普作为希腊联盟盟主和马其顿国王的领导下联合起来，那么希腊-马其顿时代将是一个现实而非历史家的标语。假若亚历山大活得长久，马其顿和伊朗的合作可能兴旺，他的天才甚至会实现马其顿和希腊的合作以抵御罗马的武力。结果事与愿违。马其顿诸将在公元前年背弃了腓力普和亚历山大的政策。安提帕特在公元前年作为亚历山大的代理时，曾把叛乱事件交付希腊联盟议事会处理。在公元前年他不再理会它。联盟和使它诞生的那种政策一同寿终正寝了。安提帕特对雅典的处置以及在伯罗奔尼撒派驻一支马其顿军队表明，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曾享有千年之久的自由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