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民族融合度。
一个国家的治理，其根本上是管理者要保障其治理下的民众的利益。
那么，民众的利益怎么得到保障呢？
首先，利益的诉求要得到充分的表达。
其次，利益的落实要有保障机制。
在现代社会，利益的诉求和保障机制，体现在每个国家的法律当中。
西方社会，其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是用法律确立每一个社会层级的独立的利益保障，然后通过代理、制衡等机制，保障社会的稳健运行。从个体、社区、城市、州省，到民族国家，都有充分的自由和独立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协调机制。
在中国社会，个人也拥有充分的自由，但中国社会不强调独立性，而是突出集体性，在集体性的前提下限定个人自由。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最终，在法律和国家治理层面，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模式。
那么，这种中西治理传统的差异到底是怎么产生，又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呢？
需要从社会的结构本身寻找答案。
现代的社会，最初是由原始人的聚落发展而来，一个聚落大概几十人。随着农业定居时代的到来，交易和分工协助的初步发展，聚落发展成村落、部落（若干村落组成）、部落联盟，最终产生的城市和国家。这就是最开始的政治发展史。
西方社会，从城市这个阶段开始，独立性的特征就比较突出，据说跟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的地理环境有关。发展到后来，又特别强调民族国家的概念，相对于城市来说更扩大了范围，但仍然强调血缘、语言、宗教、传统的一致性。
中华文明，发展最快的那一支，是生活在黄土高原及黄河流域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他们通过兼并战争，不断的吸收周边的部落，形成了两大部落联盟。由于中国文明的诞生地，地理环境开阔，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挡，因此，中国从年前的文明形成期，部族的冲突就更为的剧烈，而冲突的解决，也就更为的彻底。解决的结果，就是融合。首先就从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的战争开始，形成了炎黄部落联盟，之后经过与蚩尤的大战，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最终建立夏朝。夏朝的时候，中国仍然是小国林立的。这些小国仍然是之前的当地的部落联盟的进一步演化，只是象征性的臣服于夏朝中央。之后一直到商代、周代的前半段（西周），中国都是小国林立的状态，差不多持续了有年。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发生的急剧的变化，商代的奴隶制早已消亡，西周的封建领主制也开始瓦解，封建地主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由此带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交易规模的扩张，对政治统一的内在动力因此而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规律。春秋和战国时代到来，中华大地林立的小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征战不休的状态。这些征战，导致了孔子哀叹礼制的衰亡，导致了老子对社会统治者嗜杀的尖锐的批判，导致了庄子的避世远祸的态度。
然而，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厮杀中，中华大地千千万万的史前部族，以及他们后来形成的数以百计的部落联盟、土邦小国，开始了民族的融合。
在对这种残酷厮杀的反思过程中，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出现了，他们都试图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来应对这样的乱世。他们的努力，最终奠定了中华文明文化的根基。他们的确解决了中华文明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成为了以后历朝历代中国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思想源泉。
那么，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孔子主张：要有礼法
老子主张：要节制欲望
韩非主张：要以法治国
仁、中庸、无为、内圣外王，中国人创造了人类的很多独特的理念，解决了民族融合以后的治理问题。
思想的进化促进了社会的进化，最终，形成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阶段性统合结果。再后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治理者之一，秦始皇，第一次在中华大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书同文，车同轨，海内归一。
至此，中华文明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统合，这并不是中华民族统合的最终完成，但他的确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基本形成了。由于秦朝国祚太短，只有14年，因此，秦始皇奠定的民族融合框架，直到汉朝正式的稳定和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体民族叫汉族的原因。
之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大地的历代王朝，通过战争，继续与周边的部落、小国的少数民族交战、统合，互有输赢。有些时候，少数民族的力量较强，入住中原；有些时候，汉族力量较强，远征扬威。少数民族与汉族历代征战不断，正是在这种征战中，实现了民族的融合，在不断的融合中，中华民族得以孕育、诞生。
中华民族，以极为惨烈的战争代价，换来了人类领先的民族融合文化经验，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西方国家，在希腊时代开始，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形成了自由城市联邦的政治形态，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根基。地中海的内海格局，为西方文明提供了相对缓和的发展环境，通过航海、贸易和建立殖民城市，自由度更高而王权的作用相对降低。这是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治理模式偏向独立、个体的原因。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身的特性，每一个民族，都在与自然的交互中，找到了自己适合那片土地的生存法则，形成制度、法律、文化特性，内化在每一个个体心中，这就是那个文化能够长盛不衰的基因。
西方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形态，形成了伟大的希腊文明，理性、民主的传统，这是他自己的解决方案。
西方也有很多帝国，比如赫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包括后来的大英帝国，但是西方的帝国，并不是中国这样形成的。持续的时间，也远没有中国这样长久。帝国崩溃后，导致大量的民族流动、政治的变迁，都比较复杂，还没有形成融合，就已经解体。存在时间最长的罗马帝国，其统治的根基却是奴隶制度，这个在中国商朝灭亡时就已经被废弃的制度，西方一直要使用到林肯的南北战争时期。
最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导致罗马的奴隶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封建领主制终于要在西方土地上登场。周边的部落联盟和内部的雇佣军团，逐步的侵蚀罗马的统治范围，耗尽它的财政实力，终于导致了它的分裂。并进而裂化为更小的封建领主制小国，欧洲终于形成小国林立的中国周朝形态。
然而，欧洲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秦国。德国、俄罗斯、法国，都有称霸欧洲的野心，也都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能统一欧洲，欧洲始终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二战时期。战后才形成了欧盟、北约和联合国，但这些也不过是协调机制，并非统合。
为什么？
根源在于西方从希腊时期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因，造就了西方的各个层级的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唯一有民族整合机会的罗马时期，欧洲的文化主流却并不是民族的统合，而是奴隶制度。这导致奴隶制度崩溃以后，社会重新打散为散落的民族颗粒，欧洲没有像中国形成汉族一样，形成欧罗巴族，也没有像中国通行汉语一样，通行拉丁文和拉丁语。拉丁语最终被废弃，成为了学术语言，现在连学术语言都变成英语，彻底死掉了。拉丁文的死亡，象征着欧洲民族统合进程的失败。
由于西方没有办法进行彻底的民族融合，因此，他们的城邦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最终是谁也征服不了谁，就这样存在下来了。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他们回到希腊雅典的历史经验，建立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西方民主制度。
回望历史，我们看到，欧洲人在自己的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制度，来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美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制衡机制和分权机制，来适应那一片土地的现实。他们的选择，建立在他们的历史遗产之上，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中国的文明，以特殊的地理环境，部落、部落联盟和城邦之间的竞争，远比希腊城邦更为残酷，其导致的民族融合，也更为彻底。与此同时，我们的战争，又不像新月地带的民族那样，残酷到导致国家和文化的彻底消亡，我们没有像西亚一样，正好处在人类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因此，我们的文明诞生稍晚于西亚，但我们地理环境更为有利，保护了我们，能够始终保存一个文明的整体，同时又逼迫了我们，必须完成内部的融合，不然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供你殖民迁徙。这就是中华文明为什么内部战争最为惨烈，激发了我们的文明诞生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融合治理方案，从而支撑了中华文明在农业社会，从社会形态和治理结构上，领先了西方整整两千年。直到年前的大航海时代，欧洲文明才终于找到了能够匹敌中华文明的适合他们自己的方案：西方民主。
西方民主是在大航海带来的经济需求和宗教革命、科学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产生的。培根、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西方的哲学和启蒙思想，再造了西方文明，可以理解为西方的百家争鸣时代。西方的文明形态终于在工业化的时代开始成熟，找到了解决它的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案。
西方民主并不是不好，和中华文明的文化一样，它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然而，西方民主是西方社会对自己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基于其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现状、民族现状，基于那一片的土地和人民，基于他们的民族融合的现状。欧洲始终没有完成民族的融合，从罗马时代谢幕到今天，以及可见的未来，都没有完成的希望，他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洛克、孟德斯鸠的民主。这个方案是相对成功的。
但是，是否可以认为西方民主的方案，比中华文明的方案要优越呢？
表面上看，西方民主国家，通过科学和机器革命，建立殖民地，在全世界建立起绝对优势，把清朝时期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直到现在，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发达经济体的地位。中华文明则在列强的侵略下节节退让，百年屈辱，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才得以终结。
是不是西方民主的优越性导致了这一结果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印度实施了民主制度，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拉美早在多年前就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却一直迈不进发达国家的门槛。非洲和中东实行民族制度的国家，很多都导致了社会的动荡，最终不得不回归军事独裁或者宗教传统。除了西方，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失败远大于成功。
很显然，西方对中国的优势，不是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是工业革命对农业经济的胜利。西方的民主，只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自己的民族矛盾和内部矛盾问题，是他们自己为自己的病症开出的药方。其他的国家，其文化基因、民族特性、社会矛盾等等，与西方各有不同，一味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当然无法包治百病。
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文明早于西方近两千年，就以超前的惨烈的竞争和征战，激发超前的智慧，解决了民族融合和治理的问题，形成了在西方看来所谓早熟的文明，其实是人类领先的文明。我们的解决方案，基于我们的民族融合度远远高于西方，我们的中华民族，真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大熔炉，是一个有机而强大的整体，有者自己的、历史悠久的、历经时代检验经久不衰的民族文化，自己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方案，在吸收了人类文明最先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将其中国化，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这一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升华。
中华文明的方案不仅是更为切合中华民族的内生方案，而且，从根本性上来说，也要优于西方民主的方案。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现在已经被称为地球村，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供人类殖民了，因此，未来人类文明的共同体，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只有吸收借鉴中华文明的基因，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西方民主的药方，只能治疗它自己的病，我们中华文明的民族融合度远远高于他们，我们没有病，为什么要去吃他们的药？
未来，中国不会走欧美的两党政治，也不会有上下院、全民一人一票的全民直接选举。中国政治的未来，有可能是一种以新儒家为精神内核、以中国化的马克思共产主义为外在政治结构的新文明形态。历朝历代，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讲求的是内圣外王的治理观，其合法性在于其理想、愿望和政策的道德合法性，合乎天道、合乎人心。合则上，不合则下。现代的中国，人民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开放，但中华文明的特性和优良基因不会改变。那种一定要套用西方民主来改造中国的人，无疑是不了解西方民主的人，如果他们了解了西方民主的病因，他们就不会急急忙忙的把那一套药方拿回来，希望一口吞掉，来治疗自己本来就没有的病。
西方民主只是一副治标的药方，要把病治好，还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