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
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Perikles）将军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新著中说，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
在当时的雅典，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
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伯里克利的郁闷，可想而知。
易中天先生说，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并极力促成通过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
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理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
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
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尽管一年之后他再度当选。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
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它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
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易中天先生说，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
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
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实际上，丘吉尔那句话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
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
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在民主制度看来，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
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
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
因此，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
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
邱吉尔和伯里克利一样都是被赶下台后又重新当选，原因也在这里。
易中天先生在书中还写到，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
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
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