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利益是城邦制定和实施城邦战略的根本依据和指导原则。希腊城邦不同于现代领土主权国家，没有产生主权概念和类似现代国家利益的思考，但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流，古希腊城邦社会的政治实践留下了许多对利益的探讨。
所谓城邦利益，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城邦本身，与现代政治对于国家和个体关系的二元对立不同，城邦是“公民共同体”，城邦利益体现的是在城邦中占统治地位的公民的集体利益，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还表现出意识形态偏好和民族偏好。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城邦利益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偏好。
一、城邦利益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从产生政治开始，阶级就诞生了，在以奴隶制经济为基础的古希腊城邦社会，阶级性是城邦利益最本质的特征，阶级性也是城邦经济制度的集中体现。
与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同，城邦社会不存在奴隶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实体，因而城邦间不因为阶级对抗而产生矛盾，这一阶级矛盾主要体现在城邦内部的阶级对抗，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就是斯巴达城邦。
斯巴达的统治阶级毫无疑问是全体斯巴达公民，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设计，斯巴达公民全体脱产成为职业军人，而希洛人则承担城邦的全部生产和经济活动。在斯巴达城邦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等级森严，分层十分明显，阶级剥削和矛盾也十分凸显。
斯巴达城邦最核心的利益就是维护以希洛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斯巴达人和希洛人之间的矛盾有武力征服导致的民族矛盾，也有长期剥削导致的阶级矛盾，这些矛盾随着剥削的加深而逐渐激化。斯巴达在处理国内事务和对外关系过程中的首要关切就是希洛人制度的稳定。
公元前年大地震后希洛人大起义，斯巴达寻求其他城邦，特别是雅典城邦的援助，但当客蒙率领数千名重装步兵来援助时又遭到斯巴达人拒绝。
在破坏与雅典领导者的长期友好关系和潜在的更大范围的叛乱危机中，斯巴达人毅然选择了前者，正是看到雅典人到来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事实上，雅典人代为安置了部分希洛人，直接影响了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态度，恶化了二者本就不睦的关系，产生了长期不稳定因素。
希洛人耕作的土地是斯巴达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斯巴达争霸的物质基础，对希洛人制度的破坏将对斯巴达霸权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除了城邦内部阶级矛盾，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城邦利益的代表性，即城邦权势的增长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尽管城邦利益是通过城邦公民的集体意志表达出来的，但在派系斗争过程中，贵族阶层或是少数政治强人会将部分阶层或个体利益置于全体公民利益之上，以其施政方针代替城邦利益。
集团私利与城邦公共利益之间若是相互补充关系，国家就存在强大对外扩张的动力，反之则会受到较大阻碍。调节个人和城邦收益的基本机制是社会对财产权的界定，柏拉图认为除非对私有财产制度实行一种深度变革，否则不可能根除希腊政治活动中的内部争斗。
相较雅典而言，斯巴达由于实行了较彻底的平均主义，其城邦利益较具有代表性，即便是克里奥美涅斯或是阿吉西劳斯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受到内部的各方牵制。事实上，代表城邦全体公民意志的政治目标在实际的战略选择中往往不是最优目标，优秀的政治家往往会巧妙统合城邦利益和个人施政意愿，做出长远规划，引导城邦发展的方向。
二、城邦利益的民族性
城邦利益的民族性并不是指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性，而是三个影响层次渐弱的自我认同概念：第一层是城邦本身的公民共同体概念，是相对于其他城邦而言的一种“自我”观念。
第二层是希腊世界几个主流民族，如爱奥尼亚人、多利安人这样的概念，同一民族间由于地缘、亲缘、殖民利益、宗教认同等因素产生亲密关系，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合作倾向或是天然认同。
第三层是“泛希腊主义”的观念，这一层的影响最弱，主要是产生于国际危机管控与合作或是大型宗教节日和体育赛会。
所谓民族性，是一种相对于“他者”概念的自我认同强化，是一种排他性观念，并根据上述三个层次的不同呈现不同强度。对斯巴达公民而言，首先是个斯巴达人，其次是个多利安人，最后是个希腊人，这个顺序就决定了在战略缔造过程中城邦战略选择的利益优先级。
本邦特性决定了其首先要维护斯巴达相对于其他城邦的优势地位，不仅是在拉科尼亚地区，更是在伯罗奔尼撒地区甚至是希腊世界的支配性霸权地位。多利安人的身份则带给斯巴达两个影响：一是在多利安人族群内部的领导地位和合作倾向。
提盖亚与斯巴达人因为奥斯特瑞斯遗骨的问题结盟，正是追溯阿伽门农这个多利安人的共同祖先，并由此获得认同。此外斯巴达也积极寻求在德尔斐同盟中多利安人的支持，包括在德尔斐附近建立一个多利安城邦，借助这个城邦施加对德尔斐的影响，以获取宗教上的霸权合法性。
二是与小亚细亚地区爱奥尼亚人的复杂关系。相较于希腊本土的爱奥尼亚城邦雅典而言，斯巴达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的矛盾互动更能体现多利安/爱奥尼亚的民族分野。从米利都僭主寻求克里奥美涅斯援助开始，斯巴达就与小亚细亚地区的爱奥尼亚人建立了联系，但一直未进行有效合作。特别是在希波战争结束后，斯巴达拒绝介入该地区事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典人迅速介入该地区，并在很长时间内对小亚细亚地区施加有效控制，这是亲缘上的不同和地缘上对赫勒斯滂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利益优先不同导致的。至于斯巴达于公元前五世纪末到公元前四世纪初对小亚细亚地区的援助和东征波斯，则更多是出于第三层的“泛希腊主义”思考。
作为希腊城邦中最重要的一员，斯巴达先是领导希腊同盟抗击波斯，又在成为霸主后为保护体系霸权统治和维护小亚细亚诸邦利益悍然东征波斯，这些都体现了一定的“泛希腊主义”倾向。
三、城邦利益的意识形态偏好
意识形态分歧是解释希腊城邦内争原因的重要论断，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城邦利益呈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化为超越理性的斗争狂热，导致难以弥合的矛盾。希腊世界的意识形态冲突主要是基于不同政体或是城邦内不同阶级间的矛盾。
城邦内部矛盾在斯巴达公民间并不是特别明显，直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即斯巴达城邦衰落的最后十几年这种矛盾才逐渐激化。斯巴达主要的意识形态冲突是寡头贵族制政体与僭主制、民主制之间的矛盾冲突。
自公元前六世纪开始，斯巴达就是著名的“僭主杀手”，由于半岛经济发展，科林斯、阿尔戈斯等城邦都在最初的政治斗争过后将政体转为了僭主制，僭主制是通过推翻贵族统治迎合平民需求来获取统治合法性的，寡头政体视其为重要威胁，在发展过程谋求推翻各类僭主政体。
科林斯僭主被推翻后还邀请斯巴达一同颠覆萨摩斯僭主的统治。意识形态偏好将带来超过城邦本身的次体系层次合作与对抗。斯巴达与雅典在客蒙统治时期能保持良好关系，与双方都是贵族实际领导城邦有很大关系，是两个城邦内部贵族集团的政治联合。待到厄菲阿尔特改革后，雅典民主派选择全面扩张战略，完全颠覆之前贵族派制定的政策。
意识形态偏好惯于将城邦的政策转变为意识形态狂热，把意识形态本身的利益视作城邦利益，把发展相同政体、颠覆不同政体作为城邦发展的重要目标，这一点在斯巴达击败雅典后在希腊世界范围内大量建立寡头政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结语
斯巴达城邦决策机制较为复杂，与其政治制度一样反映了分权制衡的特色，又随着时间推移和城邦面临的压力加大，逐渐被部分领导者突破限制，但总的来说其战略决策过程较为科学地反映了斯巴达城邦的利益。
在正确认知城邦利益之后，要明晰利益与战略之间的关系。战略缔造应以城邦利益为指导原则，正确认识实现其城邦利益的主观愿望和现实需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战略目标并加以实施。城邦利益是战略缔造过程中的观念性因素，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基础是城邦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