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人如何采用新的更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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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决定开战前,斯巴达人得到了德尔斐神谕的积极回应。神谕似乎很灵验。人们注意到,瘟疫基本没有影响伯罗奔尼撒半岛。公元前年冬,雅典人在太阳神阿波罗的诞生地提洛岛举行净化仪式。提洛岛上所有的坟冢被挖开。自那之后,岛上明令禁止出生和死亡这两种“污染”事件出现。五年一次的盛事提洛运动会得以恢复,增加了赛马作为新的竞技项目。

这时候,雅典民众的决心开始动摇,这并不奇怪。他们向斯巴达发出了和平的试探,但希望落空。公元前年春,伯里克利当选十将军,大概在同年9月,他就被暂停了权力,同时面临侵吞公款的指控。他被宣判有罪,并处罚金50塔兰特。伯里克利一时间郁郁寡欢,赋闲在家。年轻的亚西比德等人极力劝其重回政坛。伯里克利于第二年春天再度当选,“好像是众望所归”,修昔底德酸溜溜地评论道。公元前年盛夏,新的行政年伊始,伯里克利重新执政。

神一般的伯里克利是不可或缺的,他反对摇摆不定的态度。跟以前一样,他对城邦权力的享有者,也就是民众,坦率直言。“毋庸讳言,你们的帝国就是一个僭主政体,”他劝说道,“也许接受现状是不对的,但现在放弃它一定会招致危险。”伯里克利被指责是带来瘟疫的罪魁祸首,这是不公正的,他自己也感染上了瘟疫。他度过了危机,但并未完全摆脱疾病的困扰。公元前年秋,伯里克利去世。他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也一并感染瘟疫,比伯里克利还早一年离世。

为使他的直系后裔得以延续,他说服执政者给予他和阿斯帕齐娅的私生子小伯里克利雅典公民权(这样做违反了伯里克利早些年亲自颁布的国籍法,即仅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获得雅典的公民权)。伯里克利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修昔底德这样难以取悦的人都对他倾慕有加。他为伯里克利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悼文。他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非凡的能力,以及为众人所熟知的正直品性,因此他是强有力的领导者,他对民众施行独立的管理,自己却不受太多的约束。

他没有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权力,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去讨好他们……总而言之,名义上的民主演变成了“第一公民”的统治。他的继任者们不分伯仲,都想成为领导者,互不相让。然而,伯里克利自己也必须承认,他的政治生涯是以失败告终的。他的失败与瘟疫关系不大,而是其战争策略所致。他采取了被动防御的战略,而战争中畏首畏尾、不主动进攻的一方通常都难逃战败的厄运。他低估了国土每年都遭到入侵给士气带来的毁灭性影响。

他在战前安抚民众,说雅典财政储备雄厚,他说得没错。不过,这里有个问题。雅典确实比它的敌人更富有,但伯里克利及所有人都清楚,海战的花费是十分巨大的。伯里克利去世的时候,城邦财政储备已所剩无几,而战争才刚刚开始。伯里克利生性谨慎,至于他误判局势,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的作战策略是这样的:一旦斯巴达意识到他们没有能力重创雅典帝国,就不会有战争,或者最多只有小规模的战斗,很快就会恢复和平。总而言之,伯里克利一直押的是平局。

看起来,他要输掉自己的赌注了。直到公元前年波提狄亚被攻破,这场旷日持久的围攻才宣告结束。雅典人需要通过耗资巨大的海军远征来消除近年阿提卡遭到入侵对士气造成的影响。他们必须为将来的事情预留资金,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瘟疫就是一个例子。而且,他们还预见到更多的突发情况,其中就包括雅典帝国内部将消耗更多钱财的叛乱。最糟糕的是,敌人根本就没有屈服的迹象。因此,雅典人到底如何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呢?

在对外政策上,伯里克利属于鹰派,但他是一只谨慎的鹰。他喜欢规避风险。除非事先有把握,否则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既然他已作古,新出现的鹰就能无所顾忌,翱翔天空。这只猛禽已然意识到,如果要打败敌人,他就必须发动真正的攻击,即使这样过于轻率。必须在机会到来之时就紧紧抓住它,这样就能招来好运,而不会让其溜走。这只鹰就是克里昂,他接替伯里克利成为雅典的核心人物。

到目前为止,战争的形式只是接连不断的小规模遭遇战,以及海上和陆上的一些小冲突,都无足轻重。伯罗奔尼撒联盟意识到,阿提卡已被毁坏殆尽,随着时间的推移,仅靠入侵阿提卡为主的战略难以带来多少收益,于是他们决心打造一支舰队,去摧毁希腊西部的提洛同盟,同时挑战雅典舰队在科林斯湾的主导地位。商业城邦科林斯是斯巴达的主要盟友之一,当时正遭受严密的封锁。

卓越的雅典海军将领福尔弥昂施展妙计,打败了一支规模更大的敌军舰队(以20艘战船对抗伯罗奔尼撒联盟的47艘战船)。雅典的三层划桨战船不仅建造精良,船上还有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船员和战术灵活的指挥官。斯巴达不得不承认,海上对抗需要的远不只是花钱买木材和帆布来建造战船。敌对双方都需要恢复财力。总是资金短缺的斯巴达人想知道,波斯国王是否会因为他们在跟与其不共戴天的仇人雅典作战而提供资助,于是派出使者前去探听他的口风。

这一举动说明斯巴达人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打赢这场战争。这时距薛西斯的入侵刚过去半个世纪,背叛希腊转去投靠波斯人似乎是一个可行的策略。雅典人庞大的财政储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雅典帝国似乎一直在维持其海上的实力,到公元前年,战船数量一度达到了顶峰,共计艘。如前所述,数千名船员、水兵和重装步兵,每人每天需要支付1德拉克马的报酬(如果他们还有仆人,则需要2德拉克马)。战争丝毫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

现在伯里克利去世了,雅典人可以采用一种新的更加精明的办法来维持战斗。这意味着需要更为苛刻地征收盟国的盟金和提高国内的税收,同时更加精打细算,控制军事行动的成本。这些措施或许会避免雅典破产,但并不能保证他们会赢得战争。因此,雅典的将军们越来越盲目好战,幻想投机取胜。与伯里克利不一样,他们意在打赢这场战争,而不是追求平局。他们头脑灵活,意欲用最少的军事力量(这样就有足够的资金)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他们密切留意,对风险做出谨慎的评估,以确保如果打了胜仗,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即使失败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带来过多的经济损失。修昔底德评论道:“战争即严师。”在整个希腊世界,体面的行为准则正在瓦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暴力和恐怖作为常规的政治手段。斯巴达派去见波斯国王的使节落到了雅典人手里,他们被押解回雅典。刚到雅典,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甚至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

尸首也没有得到安葬,而是直接被扔进坑里。雅典人对此恶行做出的官方解释是,此举是为了报复斯巴达人,因为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海岸附近俘获了雅典商船,将船员都杀害了。事实上,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凡是在海上抓到的人,斯巴达人一律视为敌人,将其处死,无论他是雅典人,还是中立方。希腊的城邦政体正在走向没落。第一个例子,也是最典型的例子是克基拉岛。克基拉岛内部的阶级斗争不经意间引发了全面战争,导致战乱不休、血流成河,这一切都被伯罗奔尼撒和雅典的舰队密切注视着,他们在海上的对抗让岛上的形势变化不定。

最终,克基拉岛的民主派获得胜利。名贵族及其支持者逃往克基拉城里的赫拉神庙寻求庇护。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民主派)说服了其中的50人接受审判。然后,他们将每个人都定为死罪。得知这一情况后,拒绝接受审判的逃难贵族在赫拉神庙中自我了结。一些人在树上吊死,其他人也用各自的方式自杀身亡。大约有名贵族设法逃脱了这场大屠杀,在克基拉岛的北部建立了一个堡垒,以此为据点对民主派发动袭击。

几年后,在雅典军队的干涉下,他们最终失败。残余势力在人身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投降。他们被关进一幢房子里,20人为一组地被带出屋去,在两列全副武装的士兵中间走过。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甚至用刀扎他们。结果,很自然,龟缩在屋内的人拒绝出来。民主派的人爬到屋顶,揭下瓦片扔向里面的囚徒,并朝他们放箭。历史又一次重演。大部分人开始自我了结。他们用敌人射来的箭矢插进自己的喉咙,或者从屋里的床上取下细绳,或把衣服撕成布条,自缢身亡。这残忍的一幕上演时,夜幕刚刚降临;而一切归于平静时,黑夜已经过去。

克基拉的这场内乱结束了,因为其中一方的势力已经彻底覆灭。从理论上说,罪行是企图推翻民主政制,而在实际上,人们也在借机解决私人恩怨或掠夺他人的财产。各式各样的死法轮番上演。残暴行径令人发指,没有下限。父亲们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趴在祭坛上哭嚎的人们祈求得到庇护,却终被无情拖走,甚至如同被献祭的牲畜一样,被就地屠杀。一些人被堵在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神庙里,最终死在里头。

克基拉岛的惨案在许多地方重现。因为每个城邦里都有敌对派系的存在,时间久了,整个希腊世界都弥漫着血腥的味道。一般来说,民主派领导人会寻求雅典人的支持,而没落贵族们则投向斯巴达人的怀抱。对于一心致力于改变政府的人来说,寻求外部联盟是很正常的。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城邦接连爆发。修昔底德记录了这些社会动荡对语言产生的影响,阐明了词语的一般意义是如何演变和降格的。

结语

无所顾忌的攻击如今被看作是派系忠实支持者的勇气;思考未来和观望形势则变成描述某人胆怯的代名词。任何关于行事要适度的建议都是在掩饰怯懦,而多角度观察问题则意味着缺乏行动力。狂热的激情是男子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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