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芬议员，你救了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子女！女儿自我检测出阳性后，一直用您送的药，很快已好转，但跟着她女儿和儿子都发烧了，马上吃你送的药，现在三人都稳定了。幸好有你的照顾，否则后果便不堪设想。”这只是我近日收到的其中一个反馈，疫情发生两年多了，收到这种感谢信后既感动亦感触。
在今年1月初，第五波疫情暴发后，我马上请助手去买一批在香港有售、被国家卫健委列为“三药三方”之一的中药胶囊，以防有市民需要，有得备用。当时同事们还说我是否太紧张，我回答：“对抗疫情，一切要未雨绸缪！”
我认识这个药，要从SARS那年开始。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在疫情暴发期间，这小小的胶囊挽救了太多人的生命。当然，我也提醒大家，服用前必须咨询中医师是否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
特区政府配送的“防疫服务包”中包括连花清瘟胶囊
2,年前雅典抗疫理念与中医契合
瘟疫，指某种流行病的大范围暴发。像这次的新冠病毒，有统计的数据是全球4亿多人被传染，多万人染疫离世，其造成的经济冲击史无前例。幸亏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研制出疫苗，各国大规模地接种，才保护了很多人的生命。
BBC曾报道过，这次疫情和距今2,年的那场令雅典大伤元气的瘟疫有不少相似之处。公元前年，雅典城内暴发瘟疫，疫情被荷马写入史诗《伊利亚特》（Iliad）第一卷。伯里克利是雅典最辉煌时期的重要政治领袖，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他是同一个时代。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大瘟疫》（GreatPlague）一书中记录了伯里克利震撼人心的演讲。其中一次演讲是在雅典瘟疫导致三分之一的市民染疫死亡之际，希波克拉底被传用一大火，以作消毒，并配以其他疗法，用来治疗瘟疫。他摒弃“宗教仪式、巫术、咒语”等去救治病人，将巫术与哲学分离，并创立了医学学派。主要观念包括：疾病不是魔鬼作怪，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体内存在促进健康的自然本能；人体调和才能无病，他主要强调的是：“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和合理的饮食”。他的这些理念完全和我们中医契合。
古人认识和治疗瘟疫的做法
中医学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我们回溯一下历史，看一下古人是怎样来认识和治疗瘟疫的。
首先，隔离阻断。古人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一直与自然界及疾病进行斗争，总结了很多理论和经验。其中有文字记载的是秦朝（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当时就知道麻风病是传染病，官府将病人集中安置到“疠迁”，与健康人隔绝开，阻断了传染。《汉书平帝纪》也有这样的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武帝也曾颁布过关于疫情法律，官府在偏僻的城外划定一个地方，将得病者集中关到这里给予医治。汉朝以后，这种设施成了标准配置，各个朝代都有兴建。比如唐朝时，曾设立过“病坊”用于隔离患麻风病的人；明清时期，各地建了很多麻风病医馆，这些医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阻断麻风病的传播。我认为这些医院的最早雏形，古人用这些手段和方法来控制疫情，在当今的大流行中仍有高度参考价值。
第二，截断传染源头。唐朝国际贸易往来频繁，史书也曾记载过唐太宗时期暴发鼠疫的记录，唐朝的抗疫智慧表现为：以救治人民生命为本，早隔离、断病源、灭毒及济世为怀。那时古人已经知道要加强边境管制，凡进入大唐的商队如有瘟病者是进不了城的，这样就截断了传染源。如果哪个地方发现疫情，官府会设立各种检查站来减少人员流动。对于有些已经发生瘟疫的村子，调动军队直接封锁，人只进不出，这样可以防止疫情传播；据清史记载，清政府还设过“查痘章京”的官员，专门检查痘疹。清朝人所著《海录》一书曾记载过：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第三，杀菌消毒。在我国出土的秦朝竹简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凡想入城的人，其所坐的交通工具（当时是马车）要经过火疗烟熏来消毒防疫病。宋朝时，也曾经用艾蒿等药物来驱赶预防瘟疫，实乃作消毒之用。
第四，免费治疫病。古人已经知道了瘟疫传染速度快，当时药物是中草药，遍地都是。官府会拨专款，派治疫病的医生到医馆或隔离区进行免费救治，挽救生命。
第五，深葬瘟疫者遗体。据《周礼》记载，凡遇到民间暴发疫情，官府都会采取对应的措施，对染瘟疫的尸体进行集中掩埋，作“无害化”处理。
中医历经数千年，经久不衰，到今天我们仍在用祖宗传下来的救治方法和经验，中医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相契合，日本医学史、韩国医学史甚至泰国的中医史（泰医）都与中医一脉相承。
自有西医传入中国，中国一直没有抛弃中医学，反而努力钻研中西医结合。医者父母心，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到了危急关头，幸运的是，有中医药的治疗方法，确实为染疫市民带来更多医治的选择。香港若能充分发挥中医所长，好好推动中西医结合，做好防护，精准施策，必定能打赢这场抗疫战。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