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一、引言
当前，中美间的“全领域”摩擦愈演愈烈。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在中国一直饱受批判，但是仍然具有顽强的理论生命力。坦率地说，中国学界过于迫切地尝试用当今的中美关系来证伪“修昔底德陷阱”。要么诉诸于中国的某种特殊单元属性，例如中国的和平主义战略文化；要么诉诸于国际环境的某种体系属性，例如经济相互依赖、网络化、大国的核恐怖平衡以及集体安全体系。然而，由于未能仔细拆分“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结构，上述批判都不能成功推翻其两个核心假设：第一，崛起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会引起守成国的恐惧；第二，基于恐惧，守成国会采取包括预防性战争在内的“破坏性”政策。在第一点上，部分中国学者侧重于强调美国“不应”恐惧中国。然而即使“不应该”，恐惧也完全可以单方面地“无理”存在。在第二点上，中国学者侧重于否定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一举推翻整个假设。作为概念的提出者，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确实说过，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恐惧而导致战争的可能要比“看上去大得多”。但是，他的这一表述只是要强调这种由恐惧引发的守成国行为的潜在破坏性，而不是说一定要发生一场大国间战争。即使没有战争，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恐惧仍然会带来其他高烈度的对抗性政策，可能对崛起国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按照艾利森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标准，冷战中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双边战争。然而，虽然理论家们可以用“大国无战争（ObsolescenceofMajorWar）”或者“长和平（LongPeace）”来形容这段时光，但对于苏联而言，这一经历和结果并不美妙。因此，战争危险的“排除”并不能解构“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关切，这也正是总是要反复讨论这一“不受欢迎”的概念的根本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战争爆发不应是崛起国和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门槛”，而是其最糟糕的结果。反过来说，即使没有战争，崛起国和守成国也可能已经“掉入陷阱”。在守成国的恐惧到与崛起国的战争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中间阶段。在任何时代，恐惧很少会立即转化为战争。即使战争爆发，也未必是完全由恐惧引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斯巴达已经在猜忌和恐惧中和崛起的雅典共存了40年。就战争的爆发而言，更多是雅典在面对并不极端苛刻的条件时，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了最终选择。在恐惧和战争之间，不少研究指出还存在若干中间阶段或者变型。例如，预防性战争理论的集大成者戴尔科普兰（DaleC.Copeland）指出，发动大战或者不发动大战的二分法限制了理论的适用性。在和平接触和战争之间至少还存在冷战竞赛阶段和更加危险的危机阶段。在和平与冷战之间，同样存在细分。例如，在步入安全和领导权竞争之前，会存在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竞争。在发展竞争时期，守成国的主要政策手段不是预防性战争，而是以“经济压力陷阱”打断崛起国的经济积累进程。还有研究指出，理论改进的关键是突破战争与和平的“错误二分法”。以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和全面对峙为主要方式的冷战是当代大国对抗的“第三形态”，而不是通向战争的准备阶段。在当代，守成国和崛起国关系中的真正关键节点是引发冷战的“丘吉尔陷阱（ChurchTrap）”，而非引发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总之，从学术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改进来看，其主要缺陷是忽略或者简化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以及对战争以外的其他破坏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