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希腊最享誉世界历史的就是其光辉灿烂的民主政治。可以说现代民主制的主要历史营养即来源于古希腊。
雅典民主集大成者伯里克利说到古希腊民主，最为登峰造极的就是雅典民主，也是我们讲的最为典型的民主政治。在伯利克里执政时期，雅典民主发展到了民主政治的顶峰阶段。物极必反，从那以后，雅典民主开始走向没落，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希腊和雅典民主就像浩瀚星空中的一颗璀璨流星，划过夜空，从此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现在追思古希腊和雅典，常常把其社会和民主制度想象成世外桃源地，上古清明世。
的确，古希腊民主，由于历史阶段和希腊特殊的地理世界使然，有着后世无法复原的民主土壤和背景，也确实对民主政治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实践，并取得了后人无法企及的文明高度。
譬如，古希腊世界的城邦，大多地理范围极其狭小，如果把其面积想象成一个大致的圆形，城邦大会的地点恰好在圆心位置。那大一些的城邦从边界到圆的中心，骑马的话0.5小时到1小时就可以到达。最小的城邦，只需要步行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
而城邦的公民人数也少的可怜。公民，这里只包括成年男性，女人、未成年男性、外邦人、奴隶等都不是公民，没有参加公民大会商讨城邦大事的权力。按这样算的话，古希腊城邦，公民人数非常有限。
雅典民主的象征—卫城民主政治的旗舰，雅典城邦，在全盛时期，其公民总数只占全体城邦人口的1/20，大约有2到3万人，这已经是规模很大的公民比例和数量了。按这个人口比例来换算的话，一批最小的城邦，公民数很有可能只有少于人的规模，甚至人。（关于古希腊城邦面积大小和公民人数的估算，可以参见小编之前的一篇文章《为何古希腊可以实践完全民主制而发达如今却无法重现民主制辉煌？》。）
著名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中，城邦公民数的最佳配比是人。
如此的政权和人口规模，可谓后无来者，所以在古希腊世界，完全可以实现全民民主。而对古希腊的憧憬和梦回古希腊的理想，永远也不会实现了。
柏拉图所以，古希腊的民主不断向极致发展，到了伯利克里时期，已经发展到除了十将军之外的所有行政官员都是在全体公民当中抽签产生。为了保证公民当选官员期间的生活问题，还给公职人员发放工薪。
大概我们想象中的，民主能达到的完美状态也就是这样吧。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美好吗？
试想，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肯定不怎么发达，而且希腊土地贫瘠，古希腊的公民无一例外都是农民。平常种地，在不接受什么专业教育的情况下，还要当官，当兵，几乎所有需要专业知识的国家大事都要让这批人最后拍板。
公民在这样强度的民主参与锻炼下，可能确实比古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对民主政治更有话语权，但毕竟这是碎片化的知识积累，无法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这种学习方式，哪怕是在当今这样信息化和知识如此易得的时代，都是非常不可取的，更别说拿这些三脚猫的东西来治理一个城邦。
所以，在当时，就有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师傅，一直批判民主政治，最后还因此而被他所批判的公民大会处死。
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可避免地走形变味儿。
一些在热衷于政治、出身贵族、更容易接受到政治锻炼和素养培养的精英人士，或者说政治上的“贵族”，利用了公民群体的力量，办到了许多靠他本人单打独斗无法完成的政治理想。
古希腊公民大会召开的时候，都是在一个圆形场地，这种构造恰巧能够让站在场地中央发言的人的声音最大程度地放大，这在当时还没有发明话筒的年代，是至关重要的。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人的场子，让一个只会种地的农民上去发言，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很多当时的城邦公民，连上去发言的是谁都不知道，就要投票表决一项城邦政策、领导人的去留、罪犯的处置，是相当草率的。
公民大会的场地可以容纳上万人据说曾经有当时的一个记载，说两个农民参加公民大会，在举手表决是否把一个人处以死刑的时候，一个人毫不犹豫地投了造成票，惊到了旁边的伙伴。伙伴问及缘由，此人直言不讳，虽然不认识，但就是看他不顺眼。
有句话，叫法不责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在那样的场景下，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悲剧。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很可能在这种群情激昂的地方，容易被人误导和利用。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其实到现在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在此不赘述。
被大家所熟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本来一直是雅典为首的城邦联盟占据上风。但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贵族”、精英，叫亚西比德的，站在公民大会圆形中央，利用其三寸不烂之舌，煽动公民大会最后以更大的呼声通过了其远征西西里岛的动议。
要知道，西西里岛有着斯巴达城邦的强大后盾，兵精粮足，想要攻破几乎是不可能的。亚西比德，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不惜借用雅典整个城邦的命运为其买单，结果惨败，让这次远征行动直接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
而且，苏格拉底被处死，也多少和这次远征有关。因为，亚西比德是苏拉拉底的学生和挚友。
正在演讲的伯里克利所以，除了理论上的考量，古希腊民主并非完全由公民当家作主，真要那样的话，可能早就一盘散沙。事实上，在希腊民主政治舞台上，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那些政治上的“贵族”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