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建筑，没有一幢保存得像大金字塔那样完好。但古希腊人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战胜了时间。他们的建筑仅在废墟或复制品中留下一些断片，但与埃及人不同的是，他们创造的形式每天都围绕着我们——在我们的住宅和公共建筑中，在炉台和门窗上。
古埃及人存在于不可摧毁的原作中，而古希腊人则存在于风格和主题中。他们的幸存归因于他们引导人们模仿和再创造的力量。
希腊建筑一直被称作一种抽象雕塑。也许再没有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与原来的用途如此不相一致。我们赞美雅典卫城的建筑，即使我们不理解它们的功能，也无法分享当初建造的目的。如果说抽象艺术的感染力在于它的形式而不是含义，那么这肯定是幸存的古希腊建筑的感染力。
它通过用石头取代木材而抽象化。希腊古典建筑的突出特性——柱子和额枋（柱和楣）——是从原始的木结构形式转化而来的。希腊神殿中最早的柱子看来是木制的。后来成为希腊建筑和整个古典传统标志的石柱，一开始有可能是按照埃及或地中海中部与东部地区的样式制作的。
只有在公元前7世纪以后，希腊柱子才采用石构。陶立克柱式和爱奥尼亚柱式的某些特点显露出它们原先的木构形式。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三陇板，它在壁檐处随着陇间壁而变化，显然脱胎于木梁头。用石构替代木构并不完全是出于美学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公元前7世纪屋面瓦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使重量增加，木柱再也无法承受。
是一个大理石的半岛，有着大量稍粗糙些的石灰石。
在阿尔戈斯平原上发现的一种石灰石，极易打碎成不规则的石块，可以用作铺砌街巷和城墙的富有特色的多边形碎拼石块。在伯罗奔尼撒西部和北部发现的另一种石灰石，表面粗糙而多孔，可以用作石膏饰面的基层。
大理石的吸引力稍逊，它是公共建筑的常用材料。不过，雅典卫城上的帕台农神殿和其他5世纪的神殿，是用从雅典东北部10英里的彭特利库斯山石场开采的彭特利库大理石建造的。
彭特利库大理石与其他希腊大理石不同，它含微量铁质，经过日晒雨淋，使帕台农神殿带上了一层令人赞叹的金色光泽。古希腊雕塑家和建筑师选用的白色大理石是帕罗斯岛产的，该岛位于爱琴海中的基克拉泽斯群岛，这种大理石缺少铁质而含较大块的透明水晶，不管岁月流逝，始终保持白色。
彭特利库大理石特殊的品质使帕台农神殿和其他希腊盛期的建筑显得更优雅，它可以加工出坚挺的边缘和光滑的表面，符合紧密的接合安装和微妙的视差校正的需要。
同类的希腊建筑的出现仍然是一件神秘的事。早在希腊民族产生之前，就有希腊建筑了。希腊半岛的地形由科林斯湾分割成许多小山脉，而并不像埃及那样由尼罗河联系在一起。由于在希腊古典建筑时期没有标准的希腊语，各地的方言把人们隔开，交流相当原始。
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整个希腊半岛产生了陶立克式风格：长方形围柱式石砌神殿，柱顶是拇指圆饰和顶板，由带平过梁的额枋圈住，额枋顶上有三陇板和陇间壁组成的壁檐，最上部是略微前倾的山墙。来自小亚细亚与邻近地区——爱奥尼亚的爱奥尼亚式风格，成为建筑语言中的一种方言变种，它在比例和细部上有细微的变化。
既然神殿供奉的是同样的神灵，都是为相似的居住者而建的，那么它们有一种共同的风格就不足为怪了。人类对自己为神灵提供相配的住所的能力总是缺乏自信。
但上帝真的会住在地球上吗？所罗门国王在耶路撒冷神殿问道，看到天堂和天堂中的天堂都无法容纳你，我为你建造的住所又是多么渺小啊。（帝王纪一8:27）一旦一种令人满意的传统形式建立起来，去追随它难道不是唯一的好方法吗？
陶立克和爱奥尼亚神殿的风格是如此纯粹，因而在支离破碎的地形中也成为被传抄的典型，这一事实可能帮助柏拉图发展了他的理念论。
在建筑中也许真的存在美的超绝的理想。出于这一理想，也许所有的神殿，不管是在奥林匹亚、帕埃斯图姆，还是在雅典，都只是根据同一典范复制出来的。
正如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希腊神殿也是公众的创造。首先，由希腊各地社区组成的大社区，以某种方式增强了它们各自的样式和共同的风格。这一分布广泛的艺术的社区，包括许多紧挨着的小社区，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城邦，或称波里斯。
希腊的波里斯和希腊神殿一样有特点。波里斯通常被译为城邦，其实它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国家。当我们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话人是政治的动物时，其实我们理解错了。他的意思是人本性上是居住在波里斯的动物。波里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自足的社区。
自足，满足了独立的需要，又为人们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机会。这意味着城邦（或波里斯）既不全是城市，也不全是乡村，因为它既需要乡村又需要城市。在每个波里斯中，只能有一个城镇。不然，公民就无法尽快知道别人的需求。城镇是政府中心，通常用城墙包围，包括一个市政广场（阿各拉）或集市广场，以及一个城堡或卫城（来源于波里斯一词）。
严格地说，波里斯不是由地域而是由公民组成的，它是因它的公民而不是他们的所在地得名的。因此，雅典是因雅典人（即雅典娜神的信徒）得名的，而不是相反。5世纪中叶的雅典仍保留着部落的遗俗。
例如，有一项法律规定，只有父母双方具有公民血统，所生的子女才能拥有公民权。这些少数的公民全部参与行政管理，在他们的眼光中，这是一种民主。他们都是政府议会的成员，都有机会进入政务会——一种掌管财务的高级委员会。政务会的成员通过抽签选举，而且只能连任一届。
在伯里克利时代（前—前），总共有好几百个这样的希腊城邦（波里斯），它们各不相同，以致不能用一部历史来概括。但它们的共同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并被雄辩地赞美过。亚里士多德指出，只有参与这样的城邦社会，才能使人成为完整的人。
城邦的优点还在于它的规模不太大。联邦制，作为把各社区结合成一个巨大国家的方法，是与古希腊体制相悖的。为某些特定的目的，他们曾尝试采取同盟和联盟的形式，但他们的政治哲学家甚至不把联邦制算在他们的政体分类中。
过于广阔的行政区域会使公民之间不能充分协商，这与有组织的社会最初谋求的良好生活不相一致。由许许多多人组成的国家可能是自足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坚称：它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城邦，因为它难以有一个真正的政体。在这么广博的人群中，除了斯腾托耳，谁能担任统帅，谁能担任传令官？
古代希腊盛期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它的人口可能将近25万。科林斯当时的人口将近10万，而底比斯、阿尔戈斯、科西拉和阿克拉加斯可能各有5万人，还有许多人口的城邦，其他数以百计的城邦人口则更少。
这么多城邦散落在由山脉分割成的零星地块中，它们中间没有一个能有广阔的乡村。地域最广的雅典，占地比罗得岛还要小（约平方英里）。
希腊盛期的古典神殿是这些社区的创造物，从各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公众的创造，就希腊的特殊意义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希腊人户外生活较多。
他们的神殿与教堂不同，它主要不是朝拜的场所，而是神灵的居所。他们不是为了容纳成群的信徒而设计，而是为了让敬仰的大众从室外瞻仰而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