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说：“自伯利克里出生至亚里士多德去世之间的这一时期，雅典，不论就其本身，还是就其对以后文明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是最具深远意义的。”
无怪是运用了一连串优美的语言，深情地描述了让人神往的雅典：雅典人生活在一个那么美丽的城市里，连它的遗迹仍使今天的我们惊叹不已。它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心醉神迷，我们至今仍受到它的最优秀政治家的启迪。我们至今仍从他们那里学习到适用于我们时代的教训，就像别的人世世代代以来所做的那样。如果说有一个城市值得它的公民全身心地贡献力量和忠诚的话，那个城市就是雅典。参与政治是一种权利，一种责任，一种教育。
伯利克里，这位雅典全盛时期的物质与精神的统帅，在年轻时就全面地走向了政治，他具备一切政治家的能力素养和品质：小心、注重教养的细节、说话少而简洁，并向诸神祈祷。他的演讲并不热情奔放，但能启迪心智，他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的才智，更在于他的刚直不阿，他总是超然于一切私利之外。
伯利克里既热衷艺术，亦爱好哲学，他对阿那克萨哥拉有着“不寻常的崇敬与仰慕”。柏拉图曾言：“阿那克萨哥拉就是那位陶冶了伯利克里成为政治家的哲学家。”从那位哲学家那里，伯利克里所学到的，不只是语言的目的与尊严的升华，以及使其远胜于乡野之辈的粗词滥调；而且是镇定安详的仪态与温文尔雅的举止之培养，可以说他是希腊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最完善的人。
雅典在他的领导下，除了享受一切民主的权利之外，同时亦获得了贵族与独裁政治的优点。伯利克里式的雅典是伟大的，这个伯利克里帝国曾经是建立在希腊土地上最伟大的政治结构；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利克里用雄辩的言辞揭示了雅典为什么值得人们用死亡的忠诚来为之服务，修昔底德听到了他的演说，多年之后在其《历史》中将它复述出来。这位政治家没有停留在雅典传奇般的光荣史上，对他来说，雅典给予人类的所有恩惠――粮食、谷物、悲喜剧以及文明生活的准则，也就是说，后来雅典人特别引以为豪的那些馈赠，根本没有意义。
他们的祖先已经完成了两件事情：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国家，并且把一个自由的国家传给了后代。在那里，伯利克里以光辉的赞词详述了雅典的伟大之处：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邻人模仿而来，相反它是其他人的典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政治权力是在全体公民手里，而不是仅为少数人所掌握。
私人争端解决，奉行人人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公职的担任所考虑者并非阶层，而是人们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被埋没。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不相互猜忌。当邻人们愉快地做他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而给他人以难看的颜色。
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宽和。在公共事务中，我们守法，守法的实践出于我们对法律的心悦诚服地理解和尊重。在工作之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也提高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城邦是如此的伟大，它将全世界一切好的东西带给我们……
我们热爱美好的事物，但不致因此而流于奢侈；我们也爱好智慧，但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做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非某种夸耀。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此为耻辱，真正的耻辱在于不做任何事情去加以克服。一个雅典公民，既关心国家的事务，也关心自己的事务；甚至我们当中那些忙于私人生活的人，也对政治有相当的了解。可以断言，我们的城市，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
雅典帝国留下来的馈赠是巨大的，不但现在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雅典奉献给世人的是如此的丰富而巨大以至于人们愿意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任何人只要一想到丧失这个城邦，让人不寒而栗，每个人都愿忍受一切痛苦为之效力。Mj这就是伯利克里治下的民主雅典，无疑，他对一个自由的雅典充满着极大的关爱与自豪之睛。
伯利克里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什么使雅典成长壮大为一个帝国的行动原则以及雅典所依赖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按照他的理解，这就是自由的行动原则和平等的公民制度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正是雅典自由而平等的原则养育了那种“美而不奢，温而不弱”的雅典人，它将从前桀骜不驯的贵族和因贫穷而谦卑顺服的臣民改造成了热爱自由和城邦的公民。的确，伯利克里的雅典成就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实现了一切公民自治的理想，同时还向后世奉献了人格、完全的自我意识以及自我负责的概念。
可是，正如威廉·弗格森所说，倘使我们关于雅典的知识仅仅建立在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上，如果我们只能依靠它而形成我们关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治生活的观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仍然会推测，那时的雅典是人类历史上—个独特的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是—个复杂的、严肃而悲伤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个被伯利克里如此心仪的雅典，柏拉图对此充满了悲愤之情；所有苏格拉底的弟子们，从安提西尼到柏拉图，都教诲要退出它。
在《高尔吉亚》里，柏拉图将伯利克里等政治家称为设宴向我们的公民提供他们所希望吃到的各种美味佳肴的厨师，他们获得了暴食者的赞扬，尽管暴食者的身体一天天发胖，最终失去了先前健康的肌肉。这些可怜的牺牲者出于无知而不会因为身体失调和失去肌肉去责备喂养他们的人。
相反，人们说，这些满足人民欲望的仆人使我们的城邦伟大，而根本没有意识到由于这些过去的政治家，我们的城邦变得腐败和溃烂。因为那些政治家们压根儿不注重纪律和正义，只是用港口、船坞、城墙、税收以及类似的垃圾来喂养我们的城市。阿克比阿德斯也宣称，民主政治是公认的蠢行；它造就了一群无知的、懒惰的肥胖动物，他们一个劲儿地感觉到身体的饥渴，无节制地需要食物和饮料。
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的雅典人，柏拉图厌恶人民随心所欲的生活所带来的放纵与松懈。柏拉图认为，雅典推行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经济领域导致了穷人被富人剥夺，而在政治领域导致了富人被穷人剥夺。因而柏拉图拒斥民主的生活原则，试图代之以一种总体的节制生活观。在他看来，人类不受控制的自然本能和欲求是有害的，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反面教材，柏拉图对它恨之入骨。
然而今天，仍然有人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我们可以从它所取得的成果证明其正当性；对雅典的文学和艺术，这些人怀有同样复杂的感情。可是，柏拉图并非他们的同道，他发现，帝国、码头、商店、庸常之人喜闻乐见的抒隋诗歌和新喜剧都是民主政治的恶果，民主政治的果实甚至比培育了它们的种子更加有害。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捉笔描写了错误的音乐所带来的腐蚀性效果：如果追溯我们生活中的过度自由和放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那么这个源头就是当时有关音乐的法律。音乐当时分成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颂歌，就是对诸神的祈祷词；第二种是哀歌；第三种为阿波罗颂歌；而第四种则为酒神颂歌。各种音乐类型确定而分明，不同的音乐用于不同的情形，不得混淆。我们就是以此为评价规则的，并据此惩罚违反者，比如剧场里的不当嘘声、狂呼乱叫与鼓掌等；受过教育的人把安静地聆听表演作为准则……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们出现了，他们对缪斯国度里的事物之正当与否一无所知。
他们被疯狂地追求快乐的世俗欲望占据着，玷污了音乐，混淆了各种形式而拼凑成一个大杂烩。就这样，他们的蠢行使他们无意识地玷污了他们的职业。他们认为，音乐中没有对错，判断的标准全在于其提供给听众的快乐。为了创作出能给听众带来更大快乐的音乐，他们当然要鼓励听众藐视有关音乐的规则，自负地将自己视为法官。
这样，曾经一度安静地听众发现了一种声音，喋喋不休地劝说他们要懂得艺术的善恶，于是这个领域的古老权威便让位于邪恶的听众。大众掌握了音乐的知识和判断标准，这助长了他们对自己的知识的普遍自负以及对既定规则的藐视。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最好的权威，不相信还存在着更好的判断，其结果是过度自由。接着就是对城邦管理的拒绝，不服从任何法律，如此他们就会漠视宗教。古老传说中的泰坦就会重现，于是人类就会倒退而陷于可怕的地狱般的处境中，充满无止境的悲哀。
可见，柏拉图批判的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内核，那也正是伯利克里引以为豪的最大优点――自治。柏拉图对伯利克里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诸多指控是暴民、混乱、离心以及平庸化，雅典已然失去了埃斯库罗斯时代精神上的高贵，卓越的理想至今已成陈迹。
民主制度扫荡了雅典古老的事物，雅典的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民众无力理解伯利克里寄予雅典政治的非凡抱负。关于其时雅典的社会结构，《雅典政制》这本小册子的无名作者显示了其独到而锐利的见解。他在本书中使用了三个意义深远的对比来描绘雅典真实的社会结构：其一是平民与出身高贵的人，这使我们想起了贵族统治的时代；其二是卑贱的手工业者与有闲的和有教养的阶级；其三是穷人和富人。
可以看出，这种对比并非按政体划分，而是按照阶级利益划分。旧J所以，那时雅典立于穷人与富人、土地所有者与商人二元分野的社会结构上。土地贵族依然生活在乡间，不愿意放弃古老的生活方式，村庄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的祖国。
公元前4世纪中期一个真实的社会状况是：“穷”这个字是专门用来形容城镇平民的，与之相比，乡村人口还算比较富足。大土地所有者使用奴隶来经营他们的村庄，即便是小土地所有者也有一两个奴隶。他们种植的谷物虽然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但供自家食用还是绰绰有余的，而城市人口的粮食主要依赖进口。土地贵族们对商业或帝国缺乏兴趣，战争使他们失去了一切，所以他们反而痛恨雅典的扩展及其帝国梦想。
可是，他们无力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政治力量和影响力。那时，影响雅典政治的乃是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它以庇雷埃夫斯港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希波战争使庇雷埃夫斯获得了发展契机，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它已成为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中心
据说，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仅仅80年间，该港口的人口总量从2万增加到了10万。这一增长出于商业和手工业人口的大量涌人，他们都是外邦人。外邦人的渗透可能让伯利克里感到恐慌，于是他规定了严格的赋予公民权的条件，但是为了保护手工业，未归化的外邦^仍然像公民一样活动，并且受法律保护。
在罗奔尼撤战争之初，这种类型的成年男子大约有9千人，他们连同其家属，构成了一支3万人的异邦人口，他们与其他已经获得了公民权的新移民联合起来，形成了―个目标明确的坚实集团。因而，庇雷埃夫斯港日益增长的商业、手工业和航海人口已经成为雅典政治生活中―个举足轻重的因素；那些人的职业深为古老的土地贵族和雅典绅士所厌恶，因为无论如何，旧有的贵族永远不会认为商业是光荣而高尚的。
这就是雅典政治中的新兴力量。这一新兴的力量渴望获取巨大利益的通道，因此对他们而言，帝国意味着制海权，控制主要的商业路线；它也意味着盟邦的贡献，这些贡献以各种形式进入他们的腰包。商业――手工业阶级深刻地影响着雅典的政治运作，阿里斯托芬将他们称为商人，包括皮革商、蜜蜂商以及干酪商等。
当特里盖乌斯号召农民、商人、木匠、工人、外邦人以及岛民来帮助他勾画和平图景时，只有农民响应了他的号召，其他人则无动于衷；因为和平对商人、异邦人而言意味着安定而没有出路，意味着利益渠道的阻断，所以他们支持雅典的帝国主义政策，鼓励对外战争，他们构成了政治上的新集团和冒险家，那些人不惜以牺牲和平为代价换取商业利益；农民们和土地贵族则深受希波战争之苦，他们不想与政治上的新集团发生接触，一心希望着和平的环境，以便能继续安静地呆在自己的家园而享受乡间的乐趣。
亚里士多德说，在伯利克里去世前，人民领袖已经都是些值得尊敬之人了。∞J他们的名字是：桑西巴斯、地米斯托克利、伯利克里、克里昂、克莱奥丰。我们知道，克里昂是一个制革商，而克莱奥丰则是一名七弦琴制造商。这些人在伯利克里在位时就已经得到了极大发展，随着伯利克里巨大的个人影响逐渐隐去，他们便很快浮出水面而昂然走到政治的前台；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他们已然是平民的官方领袖和代言人。
人民的领袖们改变了雅典政治的色彩并涂抹上新的颜色，他们来自无根的海上，靠海且向海而生存，并在那里发家致富，这些人逐渐成为雅典的未来；难怪地米斯托克利说：“雅典人的未来在海上。”
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民主政治的中坚是些外表和心灵都粗俗不堪的“海上难民”，他们与那些对土地有着依恋之情的古老贵族既没有共同的传统，也缺少共同的利益；贵族们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这些人称为“航海的贱民”，“没有教养的、粗俗的乌合之众”。于是，在伯利克里时代的帝国黄昏里，我们依稀见证了一种新型政治力量与一个新雅典的诞生，他们对雅典同盟过了时的反波斯理想一无所知，也不关心伯利克里将雅典建设成“全希腊学校”的设想。
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雅典政治所依赖的这些平民大部分并不理解其“美而不奢、文而不弱”的崇高理想；而伯利克里个人的悲哀之处也即在于，作为他的理想政治基础的平民领袖们并不懂得他在阵亡将士墓前的伟大言说。直到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站起来告诉平民，他们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从那一刻起，独立自主的人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仅可以决定自己和雅典的前途，而且也可以任意地决定伯利克里的沉浮；于是，伯利克里必须站在人民的前列，否则就会被人民踩在脚下。
只不过这次是群众主导着前进的方向。因此，历史上就有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伯利克里站在有名陪审员在雅典法庭面前为阿斯帕西亚辩护，施尽其口才，甚至涕泪纵横。自那以后，伯利克里开始失掉对雅典人民的影响力；当三年之后死亡降临时，他已经是一个槁枯的人。雅典因腐败而衰落了，恰似伯利克里所经历的昌盛与衰败一样。雅典的衰落是全面的，其影响不可避免地超出了政治范畴，柏拉图将其诊断为民主政治所导致的道德精神的败落。
这样，希腊人的黄金时代便位于黑暗的过去和时间的深处，已然成了一个逝去的时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必须直面时代难题，那一世纪的道德和智性堕落揭示了其时雅典社会与政治结构上的薄弱，这样就必须重建城邦，而这又不得不仰仗于道德原则的重塑。可是，智者们对时代的道德危机浑然不觉，他们仍然兜售着迎合民主体制的有害陈迹，维护着昔日王朝已逝的辉煌。犹如新时代里徘徊在哈得斯的一个幽灵，他们护卫着一个正在死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