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现有的各种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诠释进路中，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是颇具争议的一种进路。不可否认，有多种因素妨碍了人们对“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认知与接受，这些因素涉及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本身的诸多特征。
自从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从西方政治文明的舞台上消失之后，在几乎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就连“民主”这个单词本身都不是常见的政治语汇，更不用说有人来为之辩护或践行了。
事实上，在作为历史遗迹或政体范例偶尔被人提及时，雅典民主从来都是负面的样本，仅有的一点正面作用也只限于作为混合政体中的制衡成分而存在。当然，在名与实之间，所谓对民主的辩护或践行，除了作为整体运行模式的（雅典）公民大会式民主之外，“民主”还应当包括对发挥普通民众之政治力量的肯定与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罗马共和国和中世纪晚期意大利中北部的城市共和国在整体上绝非民主政体，但是它们确实都包含着民主的因素。不但博丹、霍布斯这样的现代早期王权派思想家曾指出罗马与希腊在政制上并无实质性区分，而且晚近的历史学家也在有所保留的前提下对此予以认可。
从实践来看，西方现代民主的形成包含了一系列价值、观念与制度的组合和辐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三场革命的催生之下，“民主”的内涵最终被置换，选举式代表制民主、立宪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等新的民主话语诞生，它们塑造了西方现代政治的典型形态。
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间很难确定出“首次”“最早”这样的节点；因此，追问谁是（西方现代）“第一位民主理论家”或者“第一个民主主义者”也许并无必要。不过，从理论上说，认定哪一位思想家或哪一个思想派别较早地、明确地肯定普通民众的政治作用、支持大众控制精英的政治制度却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施特劳斯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中就已经指出，“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马基雅维里是以大众的名义，或者以民主的名义，向着古典哲学赖以立足的贵族偏见或贵族论证前提，发出质疑挑战的第一个哲学家。”但他并未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马南因为马基雅维利一反古典作家鲜明的赞赏贵族、贬抑平民的态度，大赞贵族与人民间的“平衡”，而把马基雅维利称作“第一位民主思想家”；他还指出马基雅维利“对善的观念的贬抑与对人民观念的提升不谋而合”。
阿尔瓦热兹也宣称，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在民众之中而非在少数人圈子内寻求统治基础的政治哲学家”，“在政治哲学史上，马基雅维利第一个表示，多数人，或普通人，或大多数人，或人民与出类拔萃的人或少数人，贵族或品德高尚的人相比，即便不优胜于他们，也不逊色于他们”。
进入新世纪以后，马基雅维利研究中甚至出现了一种“民主转向”，而在这一转向中最具影响力且构成范式性意义的仍然是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他在其代表作《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中强调，“马基雅维利最伟大的作品《李维史论》表明，马基雅维利比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任何重要人物———包括更晚近而且可能更激进的平等主义政治理论家———都更尖锐地提出了精英问责的问题”。我们认为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诠释是有说服力的，但正如下文将要揭示的，这种诠释并不是排他的。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政体二分法，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君主国就是共和国，不是君主制就是共和制。在此前提下，他在《李维史论》中又进一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共和国，即“保守型共和国”和“扩张型共和国”：前者以斯巴达与威尼斯为代表，它们保持有限的领土和人口，封闭而稳固，但要杜绝一切扩张才能维系其存续；后者以罗马为代表，允许外邦人的流入与公民身份的扩展，并且需要依赖人民的力量以寻求对外扩张。
在西方的共和主义传统中，斯巴达、威尼斯与罗马都堪称共和国的典范，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同样如此（至于雅典，此时仍然被视为暴民统治或无政府状态的样本，尚未获得正名）。特别是威尼斯，长期保持自治共和国的独立地位，政治上的稳定与经济上的繁荣，使之尤其受到当时人文主义者的推崇和颂扬，形成所谓“威尼斯神话”。
虽然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从本质上判定上述两种类型共和国的优劣，但他确实对威尼斯多有恶评与苛责。马基雅维利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威尼斯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他断言扩张事业对于这样一个“虚弱的共和国”来说意味着毁灭；作为一个不以扩张为目的的共和国，威尼斯并不是值得效仿的对象。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城邦与罗马共和国都实行公民军制，公民和士兵在身份上高度同构，和平时期的公民在战时作为士兵服役，保家卫国；在古代战争社会背景下，“武装的人民”凭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确立自身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地位，从而奠定政体中的民主成分。
“武装人民”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在对外战争中征战沙场的平民大众由此获得在国内事务上的发言权，他们能够以“退出”相威胁要求贵族满足其诉求，因此也就拥有了问责精英的资本。
古代战争社会背景下的“军事民主主义”正是马基雅维利“武装人民”这一主张背后的政治意图。事实上，公民军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关联早已为古代的思想家所觉察。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还是罗马的共和政治，都深深地烙着战争社会的印记。
在此背景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寡头”等人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雅典民主提出了批评，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公民军是雅典民主的天然正当性所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有所揭示，他们特别指出了海军作战与雅典民主兴起之间的关联。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等级斗争”中，武装的罗马平民凭借“撤离运动”打破了贵族对政治权力的独占，迫使后者在社会经济特权方面做出让步，离开了罗马始终面临着对外战争的压力这一背景对此是无法想象的。
萨卢斯特、李维这些罗马的历史学家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历史记述为马基雅维利提供了基本素材。即使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无论是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前辈布鲁尼，还是他同时代的好友圭恰尔迪尼，他们在其著作中也都提到了平民作战与民众政府之间的联系。
瑏瑠马基雅维利指出，作为保守型共和国典范的威尼斯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而不产生骚乱，是因为历史上取得地位的“绅士”对平民严加控制，“不在他们可能夺取权力的事情上使用他们”。这里“可能夺取权力的事情”指的就是在对外战争中利用平民———商业发达的威尼斯依赖雇佣军作战，这是贵族在共和国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得以维持的原因。
威尼斯是一个贵族－寡头共和国，它之所以能够稳定地维持少数人的统治，靠的就是“消除导致扩张的原因”，即解除人民的武装。尽管斯巴达也实行公民军制，但它在对外作战时只需要依赖少数重装步兵，这就意味着斯巴达的公民资格仅限于少数人，因而其他人失去了反制统治者的手段，使得“城邦的官职只及于少数公民，远离人民”。
相比之下，罗马的平民之所以能够要求分享统治权，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承担了更多的风险”———罗马通过武装大多数的人民，使得大人物被迫从属于公民共同体，在国内政治中对人民做出让步。因此，虽然马基雅维利从未将罗马视为民主政体，但他显然认为罗马是一个比斯巴达和威尼斯更加“民主”的共和国。
问题在于，马基雅维利如何说服作为其劝谏对象的佛罗伦萨青年权贵接受自己的建议，仿效将平民武装起来的罗马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共和国呢？也就是说，他如何劝诱他们节制压迫平民的欲望，转而追求武装平民的帝国事业呢？
麦考米克指出，马基雅维利始终强调平民（人民）与贵族（权贵、大人物）之间深刻的阶级差异，二者为截然不同的“脾性”所驱使：大人物有着永无止境的压迫欲和攫取欲，而平民的首要欲望就是不受大人物的压迫。《李维史论》的两位呈献对象科西莫和扎诺比出身于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自然也保留着大人物压迫平民和攫取财富的倾向，其阶级属性促使他们本能地偏爱保守型共和国。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才能说服他们放弃先天的偏好来武装平民———它将成为平民反制贵族的手段？马基雅维利深知贵族的攫取欲，因此在劝说时，除了指出对外扩张具有的“必然性”之外，他还反复强调扩张能够得到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向这些青年贵族许诺帝国前景带来的财富和荣耀，以此将他们的攫取欲引向共同体之外。
罗马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它获得的丰厚财富和不朽荣耀远超斯巴达、威尼斯这类保守型共和国；贵族要想获得帝国事业带来的好处，就必须考虑接受罗马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在对外战争中利用人民、武装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