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关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制性质的争论，也自然是史学界关心的重点。摩根·汉森、西格内特和奥斯瓦尔德等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民主制的一些制度特征，如官员的轮番为治、有限权力、短任期、抽签选举等，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得到极大的发展，雅典民主制随之演化到最激烈的形态——“激进民主制”，民众的权力大到没有界限、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人民主权”的时代。类似的评价和批评自古有之。
一、民众领袖与贵族政治传统
仅就制度层面而言，从公元前年的埃菲阿尔特斯改革开始到伯里克利离世，雅典的民主制不断成长。这一时期雅典民主制的特征包括:公民法庭的发展;对陪审员和其他平民官员发放津贴;取消或者降低担任官职的财产门槛;大部分的官职选任采用抽签制;严格限制官员的权力;民众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公民法庭完全掌握国家主权。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民众的权力增长迅速。但这并不能说明此时的雅典民主制是“激进民主制”，雅典民众的权力已经处于空前绝后的巅峰，更不意味着贵族全面失去影响。
事实上，古典时期雅典的政治文化、政治组织等领域都是在贵族政治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故而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政治中贵族的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消失。相反，许多传统的因素得以保存。通过对雅典政治中的民众领袖、政治组织和政治话语的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政治，更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就法律而言是民主政体，但由于教育和习俗的缘故，治理方式偏向寡头统治”。
二、贵族结社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伯里克利去世之后，雅典政治家的阶层出身以及政治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政治人物都不再出身于传统旧贵族家庭，而是出身于在公元前5世纪迅速致富的新贵家庭；同时，带有贵族烙印的政治风格也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讨好民众的政治风气；这种政治风气在雅典政坛取得压倒性优势，使得想要从政的贵族青年也必须采取相似的风格。这种观点与古人对雅典政治的评价遥相呼应：修昔底德便批评平庸的政治家相互竞争，毫无底线地讨好民众，将国家大事也交给民众随意摆布，结果给雅典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阿里斯多芬则重点批评政治家克吕昂，通过戏拟的方式将他比作民众的奴隶，嘲笑他为了争夺民众的欢心，不断地与一名香肠小贩互相竞赛谁更下流无耻。但众多史料表明，伯里克利之后的政治家虽然表现得更加讨好民众，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旧贵族的势力与传统依然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旧贵族家庭的子弟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比如，伯里克利的养子亚西比得就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坛很活跃，对雅典的民主政治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他出身名门望族，家世之显赫更胜伯里克利。其次，伯里克利之后政坛风气或许有所变化。
但并非此时政治家的个人能力或者道德水平退化，更不意味着传统的旧贵族因素丧失吸引力甚至完全消失。相反，雅典政治中的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由于教育和习俗的缘故”，保留了不少贵族精英的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贵族结社。贵族结社历史悠久，起源于希腊古风时期的贵族社交宴饮，但它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仍旧相当活跃。然而，古风时代的结社组织为什么能在古典时期的民主政治中影响深远？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步调不一致，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的政治制度是直接民主制。
但是“由于教育和习俗的缘故”，其政治组织与社会关系仍旧保留有鲜明的贵族传统特征。其次，贵族结社恰好能够满足直接民主制中民众领袖的政治需求。正如芬利指出的，雅典的民众领袖在直接民主制中是独自战斗的，没有任何来自制度内的帮助和援手。③并且，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决议都需要在公民大会中讨论，而每一次公民大会的人员组成以及大众心理都会发生变化。一旦民众领袖离开雅典，或由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参加公民大会，他对政治的影响就会大幅降低。因此，雅典的政治精英需要某种民主制之外的政治组织进行政治动员，而结社恰好能满足该需求。
因此，雅典的政治精英都有大量的朋友，并参加这些朋友们组成的贵族结社，进行政治动员的同时确保政策连贯性。
三、贵族传统和民主政治文化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不但贵族的结社组织对雅典政治影响巨大，贵族的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是因为，虽然雅典的民主政体发展迅速，但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发展相对缓慢，民众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并未取得对精英的压倒性优势。事实上，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政治话语中仍旧保留了大量贵族创造的词汇、话语和观念，甚至在葬礼演说和法庭演讲等民众占绝对优势的场域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首先，来看葬礼演说。古典学家罗厚指出，伯里克利在著名的国葬礼演说中为民主制辩护时，固然赞扬了许多雅典民主制的特征，如自由、平等、开放等。
但也特别强调非成文法中体现的传统习俗和价值体系;同时，他承认雅典人之间实际上分化为若干阶层，认为有的人相对专注于政治生活，有的人则将主要精力放在生产活动;他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更多地限于私人生活领域，而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则主要以德性这一贵族传统概念为衡量标准，认为私人生活领域中每个个体拥有相等的权利，在公共政治领域中不同的人根据其德性的高低享有不同的权利。并且，伯里克利声称，不同于仅看重出身和财产的寡头制，民主制更加看重德性，卑微和穷困都不足以妨碍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实现其价值。
换言之，民主制比寡头制更加体现以德性为准绳的贵族政体的原则与精神。当然，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可能是修昔底德的建构，因而演说与其说体现伯里克利的观点，不如说体现对民主制持批判态度的修昔底德的看法。其次，在公民法庭这样民众力量占据绝对上风，因而也应该最为体现民主精神的场域，贵族的传统价值体系依旧影响力巨大。例如，在吕西阿斯的第25篇演说辞中，演讲者在三十僭主当政时期选择留在城中支持寡头政体，因而被控意图推翻民主制。
为了给自己辩驳，被告不但声称自己绝无支持寡头制的动机和理由，还向陪审团列举了自己为国家做的贡献，如五次装备战舰，四次参与海战，多次公益捐助等，并直言做这些事是为了让自己在人们心中更加“高贵”，进而在面临诉讼时占有优势。换言之，面对民众占主导的陪审法庭时，有寡头嫌疑的被告不但承认自己属于高人一等的贵族阶层，而且认为自己毫无疑问应该享有一定的特权。这样的想法不是权贵们的无知妄念，而是当时雅典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
甚至，吕西阿斯在起诉三十僭主成员之一的艾拉斯托特涅斯时，不得不提请陪审团注意，虽然此人曾为城邦做过不少贡献，拥有德性，但他对城邦的破坏更大，因而仍应遭受严厉惩罚。换言之，即便三十僭主成员这样的城邦公敌，如果他对城邦的破坏没那么大，而做的贡献足够多，雅典人仍有可能因为其高贵与德性，以及他曾对城邦行的善事而对他网开一面。这足见贵族传统和价值体系在雅典社会的影响多么深远。
结语
前学界普遍将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雅典民主政治视为“激进民主制”，认为民众在该阶段的雅典政治生活中掌握绝对的权威，贵族的势力与传统受到全面的压制和排挤。然而，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贵族政治传统的影响仍不容忽视，即便是伯里克利这样被视为“激进民主制”代表性人物的政治家，其统治方式仍有许多贵族传统的痕迹。雅典政治家之间的组织和策动，也非常依赖结社这一贵族政治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