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全球抗争极具传染效应的在世界各地爆发，它不同于传统的有组织、有纲领的社会运动，以至于除了保守派对其极尽污名外，连激进左翼也对其保持了距离——认为它们无法企及左翼订下的高标准：它们太自由化，太暴力，太被动，太不正规，太民族主义，太屈从于现状，或是太耽于身份政治。
本文指出，我们自年所见证的，是“非运动”（non-movements），即“分散的、无组织的行动者的集体行动”的持续发展。这些“非运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化的，而是一种“被动抗争”（passiverevolts），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客观失序的主观表达。它们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续的停滞和紧缩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
作者反对外部对于“非运动”所体现出的“身份政治”面向进行不加区分的指控，尽管阶级依然是进行区分的主要参照，但今天决定阶级归属的已经包括很多不同的变量，例如年龄、性别、地理、种族或宗教等，它们既是社会斗争的渠道也为其设限，并且让身份政治演变为阶级斗争的真实表达。事实上，正是裂解的阶级结构使得身份认同成为停滞不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政治范畴。“非运动”揭示了人们如何在经济必要性之外的范畴中构想现实，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同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机制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斗争。作者强调，身份政治是新自由主义主体政治化的必要模式，对该主体来说身份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必要的，既会赋予其力量又会反过来削弱它。这种政治不能被简单地对应到“真实的（real）与建构的（social）、“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革命”与“改良”的战略划分上，因为其在斗争中的可操作性导致的是身份的合流，包括斗争本身引发的合流。
“非运动”覆盖了前所未有的人群，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生成，因为上百万计的人们走上街头并且被他们集体宣泄的愤怒和厌恶所改变，但却（尚）未能够出现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一致的概念。它们的作用是让这种政治秩序变得无法管治。
本文原文发表于《尾注》（Endnotes），是驻扎在德国、英国与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发表的刊物。
年五月初，反对饥饿的示威游行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爆发。封城让人们没有了收入，使得他们陷入饥饿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自组织社区公共厨房运动开始在全国开展起来。当月晚些时候，墨西哥则爆发了另一场示威活动，起因是一位因为没戴口罩而被捕的建筑工人吉奥瓦尼·洛佩兹（GiovanniLópez）为警察所杀；同时在印度，成千上万绝望的外来劳工也打破了宵禁规定。美国和德国一些亚马逊仓库的工人们已经开始罢工，以抗议糟糕的应对新冠疫情的卫生安全规定。然而针对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的工人运动声浪随后很快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在五月底，人们收看了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现场视频后，因愤怒而点燃的一场席卷美国的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后者最初主要由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居民主导，但很快就有来自各地、各种族、各阶层的美国民众加入其中。在起初的乱局中，人们甚至可以在因应匿名者Q时代（QAnon，注：发源于美国遍及西方世界的一场基于阴谋论的右翼运动）而出现的所谓“倾斜阵线”（Querfront）民兵中找到这场运动的支持者。
起初，新冠病毒的出现看起来意味着阶级斗争将暂时停滞，或者至少会赋予压迫者及其机制以额外的资源手段。至少这是三个上了年纪的意大利异见人士的预想，他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初几周时间里发布了令人愤慨的攻讦。而事实上，一如朱利安·顾巴（JulienCoupat）近来所主张的那样，封城的确表现出“一种新的管治与生产模式，一种特定类型的人。”因为封锁的缘故，加之健康在智利作为一种昂贵的商品而引发了人们对于瘟疫的普遍担忧，自年10月份以来撼动智利的大规模运动也随之被打散。在养老金改革捆绑着第一轮针对新冠疫情的紧急应对措施，最终绕开议会获得通过之后，法国因这场改革而爆发的长期总罢工也随之戛然而止。有那么一段时间，巴格达、贝鲁特的抗议者们被迫离开街头，那几个意大利异见人士的观点似乎也被证明是对的。但没过多久，世界各地的群众又打破了让近一半人禁足，且让世界经济陷入巨大衰退的宵禁和封城令。
几乎在美国因抗议弗洛伊德遇害而爆发大规模示威的同时，成千上万要求获得经济援助的巴西人从圣保罗的贫民窟游行到州长官邸，而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的群众敲打着瓶瓶罐罐走上街头，以抗议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并要求结束封锁令。七月，成百上千塞尔维亚群众因为政府重新开启宵禁而冲击了议会，而在埃塞俄比亚，流行歌手哈卡鲁·洪德萨（HaacaaluuHundeessaa）遇害，引爆了一轮暴力示威，以致超过人丧生。接下来的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的邻国肯尼亚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首都内罗毕的贫民窟民众奋起反抗在宵禁执法过程中杀害了至少20人的警方；而白俄罗斯则在一场一如既往地将权力交到卢卡申科手中的选举过后，面临着示威、动乱和罢工的冲击。九月，哥伦比亚律师奥多内斯（JavierOrdóez）被警察电击致死，又让该国见证了新一轮的动乱；马德里和那不勒斯的工人阶级社区则起来反抗警方和封城令。本文写作期间正值尼日利亚的另一轮大规模示威活动，目的在于抗议暴力执法和腐败的警方，而同时印度则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
图1:Economicgrowthrates,OECDcountries,-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或许映射出了人类面对一系列机制的蜕变（metanoia）（一种变化或转向），这套机制和陈规无法再将我们所属的物种顺利地改造为除了雇佣劳动力和资本之外无处栖息的动物。历经数十年的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高企后，我们如今正处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之中（见图1）。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有记录的72年来最严重的月度失业率”，而同时英格兰银行则警告称“英国将面临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印度法里达巴德（Faridabad）的同志们最近宣称“资本正在狼狈地撤退。资本如今极度虚弱。它正摇摇欲坠。”这种判断或许过于乐观了，但如今非常明显的是，这种经济模式所生产出的“特定类型的人”并非基于社交距离和自我监管上的孤立个体，而是一群心怀不满、准备反抗的人们。他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上街头，是因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异化以及警方而感到愤怒所导致的、一波多种身份认同的合流（confusion）。一、“非运动”的全球累加
预言新冠大流行的后果还为时尚早，但毫无疑问，自年经济衰退以来引发的抗议大潮时代还未结束。给当年——借用奥巴马的话——希望与改变的梦想带来生机的大多数抗争要么是为国家的镇压瓦解并演变为内战，要么是变成政党以求插手管理我们这个世界业已停滞不前的经济。但如果说希冀改变是幼稚的，那也只是因为真正的改变，在ISIS的崛起中，在塞西在埃及的政变中，以及在新民粹主义的大肆扩散并让特朗普、维克托·奥尔班、博索纳罗甚至马克龙和鲍里斯·约翰逊等政治强人掌权的过程中，展露了它们梦魇般的底色。
一些人试图通过经典的“革命-反革命”辩证法来理解自占领华尔街到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变化。然而，我们根本不清楚自己是否见证了某种“反革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特朗普们只会激化冲突和分裂，以至于秩序派也会暴露出自己其实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事实。这批新民粹主义分子无力打造任何真正的霸权，而只能够造成人群的对立。拜登的胜选表明，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恐惧被夸大了。但这个星球上的拜登们也只能加深分裂，最终剥掉民主进程的合法性。如果存在一种非自由化的发展进程，那势必也会受制于各国当局对于抗议运动所采取的日益严苛的打压手段，一如我们如今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抗议者要求获得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权，以及和平、秩序和安全，而这是特朗普们、拜登们，哪怕桑德斯们都无法给予的。图2右轴的指标（绿色线条）显示，年到年间，全球范围内的反政府斗争以每年11%的幅度增加中。左轴（红色线条）则借由衡量民众对于民主制度的满意度，展示了自年以来政体合法性的逐步下跌。本文其他各处出现的数字也说明了各个地区所呈现出的同样的统计结果。这张图片清楚地表明，自年5月份以来出现的新一轮抗争运动意味着我们正在朝一个更具破坏性的十年走去。抗争并非刚走在来的路上，它已经来了，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年复一年以更大的强度展开中。
图2:Protestsandpoliticallegitimacy,allcountries-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稳步走向一个意味着革命将不可避免的“欧米伽点（omegapoint）”。这些运动可能只是单纯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无法管治的世界。但我们也可以在今天重复和坚持雅克·卡马特（JacquesCamatte）年所说的：“在五月风暴过后，生产革命者的运动出现了。”全世界的人们如果不是在抛弃资本的话，起码也是在表达他们对于现状真切的不满。年以来抗议运动的累加所折射出的是拥有大规模动员和真实表达异见的人员的增长，他们已经潜移默化地会开始“理解革命的现实需求。”因而即便我们当前的时代在短期内还不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但从根本上讲它也具有破坏性且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决裂。斗争，以及随之产生的受反抗乃至革命需求所洗礼的人员的累加，是任何关于战胜资本主义的严肃讨论的先决条件。没错，革命并非是一所学校，我们也不能指望像相信个体记忆（或误读）那样相信集体记忆。但过去十年来社会不满的累加似乎仍在持续，并且，日益形塑了斗争的地景。这不仅仅是因为反政府运动已经重整了政治生态，一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马克龙的前进党的例子一样，后者组织集会并复刻年那套非左非右的说辞。这也不仅是因为广场运动、青年抗争和类似的运动为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的出现打下基础，并且扩散了杰里米·科尔宾和伯尼·桑德斯的愿景（与之相伴的，是民族主义右翼增长实为民粹主义转向这一事实）。不，我们坚持认为自年来，社会不满的累加标志着阶级斗争的持续加剧，理由很简单，因为自年来的运动大多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失败，要么最多宣称获得了惨胜，但变革的幽灵并没有被驱散。
相反，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政府状态说明了大规模的抗议、动乱以及（值得强调的）罢工潮已经成为了新的常态。比方说在智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红线，它串起了从年那场成千上万高中生因要求免费交通和教育改革而瘫痪教育系统的和平革命（larevoluciónpingüina），到年更加暴力和普遍的抗争。而在年我们看到了强度更大的跳跃式发展，当时群众涌向街头，表达对皮涅拉总统向民众宣战的愤怒，最终导致了宪法的全面修改。类似的轨迹也可以在其他很多国家找到，例如在美国，紧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是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后者则为今年该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扫清了进路。大规模的抗争和激烈的社会冲突正在变成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稀松平常的面向，哪怕是激进左翼都认为它们无法企及其订下的高标准：它们太自由化，太暴力，太被动，太不正规，太民族主义，太屈从于现状，或是太耽于身份政治。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事实上我们自年所见证的，是美国伊朗裔社会学家贝亚特（AsefBayat）所说的“非运动”（non-movements），即“分散的、无组织的行动者的集体行动”的持续发展。这些非运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化的。它们更接近于卡马特最近所说的“被动抗争”（passiverevolts）：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客观失序的主观表达。它们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续的停滞和紧缩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这是一种在民主合法性的衰退中日益上升的非运动的集结，覆盖了数量前所未有的人群，足以使我们把当前时代的趋势称之为不通过革命而进行的革命者生产。
有关非运动的例子，贝亚特列举的是埃及无组织的贫困人群斗争，土耳其青年为恢复及实现他们理想生活方式所作的斗争，以及智利、印度和美国的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呼吁性别平等的斗争等。在这些斗争中，“诉求的实践（claim-makingpractices）”使得他们能够感受“直接的行动，而不是对当局施压以使其让步——后者是既有有组织社会运动的常用手段（例如劳工或环境运动）。”
这种实践通常会披上身份认同的外衣。就像工人阶级从属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后者经由沿着阶级界线划分出的政治场域造成的两极分化而生成，如今的阶级分裂也塑造了非运动的基准。在一个债务作主的时代，大量人口处于没有储蓄甚至是负债状态下，阶级分化瓦解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基础，还包括民主制度。因而今天对于无产阶级，乃至越来越多落入其中的中产阶级们来说，转用别的分类标准来厘定自己在日益崩解的世界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是合理的。阶级依然是我们进行区分的主要参照，但今天决定阶级归属的已经包括很多不同的变量，例如年龄、性别、地理、种族或宗教等，它们既是社会斗争的渠道也为其设限，并且让身份政治演变为阶级斗争的真实表达。
正如我们在下文阐明的那样，我们并不想摈弃、谴责或谬赞身份政治，也不会将其与自由主义或改良主义混淆在一起。然而需要承认的是，非运动有着自由化的一面，因为它们所直面的是当前时代的非自由趋势。例如，法国的抗议者们当前所反对的是针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新一轮严苛管控，包括一项不得拍摄警方影像的禁令。我们也可以说非运动的基础是塞尔吉奥·博洛尼亚（SergioBologna）在描述意大利70年代的自治运动时所说的“地鼠部落”（thetribeofmoles），但它们的形式也表现出了一度为拉什（ChristopherLasch）和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所哀叹的社会的亚文化化和婴儿化。与此同时，身份的合流也削弱了交叉性视角下将阶级视作一种身份认同的理论，因为正是裂解的阶级结构使得身份认同成为停滞不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政治范畴。
此外，针对身份政治的外部批评并无必要，因为非运动本身就对其在日常实践中显示出的局限展开了内在的批判。它们揭示了人们如何在经济必要性之外的范畴中构想现实，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同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机制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斗争。对我们而言，身份政治是新自由主义主体政治化的必要模式，对该主体来说身份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必要的，既会赋予其力量又会反过来削弱它。这种政治不能被简单地对应到“真实的（real）与建构的（social）、“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革命”与“改良”的战略划分上，因为其在斗争中的可操作性导致的是身份的合流，包括斗争本身引发的合流。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争，以及在美国被恰当地命名为“大觉醒”（GreatAwokening,注：wokeness特指在种族方面有进步意识，认同有色人种的抗争）的种族态度转变，正是这种模式的表现之一，且揭示的是非运动的人类学性质。很大程度上，我们正在目睹的，是针对不再适用于去工业化下的无产者们的种种道德观念、代表方式和生产模式的叩问。但即使是抓住了非运动的不同点的人们也常常无法察觉到这种转变。对贝亚特来说，非运动体现的是一场“没有革命者的革命”，因为它们引发的是“基于战略愿景而非具体计划”的爆炸式抗争。对于像迈克尔·林德（MichaelLind）这样的身份政治批评者来说，非运动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深化，而不是对其的驯化或超越。但这两者都误解了非运动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就像我们已经阐述过的，与贝亚特相反，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生成，因为上百万计的人们走上街头并且被他们集体宣泄的愤怒和厌恶所改变，但却（尚）未能够出现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一致的概念。另一方面，我们反对林德的说法，而是认为非运动所指向的是我们时代的破坏性内核，是资本主义停滞所预示的政治危机这一事实，以及相应的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的终结。
按照卡尔·施密特的定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是在非组织的民众和国家之间的调解。这种运动试图组织或动员行政或政治范畴下的“人民”，后者被用以超越区分既定民族的身份认同，因而这种运动通常会通过暴力压制特定群体的利益乃至群体本身。与之相反，非运动表达的是与身份政治相对的维度，它们并不生成人民，也很少表述清晰且政治的或积极的诉求。要不然它们就是生产无止境的局部诉求，或者时不时推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诉求——也因此它们就像九头蛇一般，其诸多诉求都无法自洽，但其存在是短促却又暴力的。
当然，在我们所目睹的全球各地诸多囊括了大量无产者和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的非运动之中，有许多都企图将它们自身构建为一个新主体。它们有时候会联结政党、工会，以及其他一度属于社运和意识形态世界、如今又大多作为亚文化奇怪构成存在的组织。诚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又回归了。但就像吉尔·多维（GillesDauvé）所指出的，像黄背心运动那样，非运动往往只能够动员乌合之众（rabble）以破坏现状。它们促成大规模的宪法修订，扳倒政府，迫使总统或总理们辞职（就像最近在智利、秘鲁和危地马拉所发生的）。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停滞中的资本主义的危机，而它们的作用又是让这种停滞变得无法管治，那非运动所指向的就是一种走出工人运动之废墟的普世主义的需求。
在这个身份定义阶级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愤怒是黄色的（如黄背心运动）或黑色的（如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而非红色的。加斯帕·米洛什·塔马什（GáspárMiklósTamás）所描述的从工人世界到无产者的世界的演变轨迹已经让阶级斗争超越了传统形式和政治话术。但我们所要阐述的要点并不仅是再一次说明全球的工人运动自年代以来已经日渐式微，阶级构成本身消极地揭露出其自身的裂解，因此新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塑了抗议和重组了社会运动。我们想强调的是非运动的逻辑所表达出的“身份政治”的相对维度以及社会基础，无论它源自右翼或是左翼。与其念叨一连串身份认同这种无稽之谈，关键还是在于一个日益具有破坏性的现状是如何为身份问题所命中的，并指出任何关于解放的讨论都需要立足于这一点。
我们如今所目睹的是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混乱。这种混乱既可以在美国看到——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派推倒雕像，加入到黑人无产者和大量白人民兵的阵线中以对抗警察；这种混乱也可以在法国看到，那里的工人们一度在街头合唱国际歌但如今更多高喊“Aou!Aou!Aou!”（来自扎克·施耐德的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这一口号，在挥舞法国国旗的同时又不忘亵渎法国最具爱国主义气息的纪念碑：凯旋门。在智利，年10月一群高中生——运动真正的先锋队——首先举出“逃脱”（evade）的标语，反对交通费用上涨，但很快就扩大为一场反对经济萎缩和警方暴力的普遍性抗争，后者所使用的标志是土著马普切人（Mapuche）的旗帜，而不是左翼常用的红色或黑色旗帜。随着这些令人困惑的口号或标志的使用，非运动宣称它们站在反对国家（或帝国）的“野蛮人”（barbarians）的一边，并开始质疑一套无法再带来福利或繁荣的生产模式。他们表达了对于一种能够再造日常状态的新方式的诉求，使得全世界的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起来反抗。
诚然，这种诉求常常表现为匮乏，或饥饿。但就像年以来粮食危机引发的抗议回潮所体现出的，没有什么比饥饿的人们更无法管治的了。从年到年这九年，是愈发绝望的九年。年的马德里太阳门广场（PuertadelSol）、埃及解放广场（Tahrir）、雅典宪法广场（Syntagma）的斗争很快消散。但是，它们背后的动力并未消失，而只是被转换为了更加强大的愤怒和绝望，借由黄背心或者智利、厄瓜多尔、墨西哥以及如今的秘鲁和危地马拉的抗争而传达出来。再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在满足增长中的和日渐具有爆发性的非运动需求上已经变得无所作为。
图3:Protestsandpoliticallegitimacy,LatinAmerica-二、合流与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非运动的一个统一特征是它们在停滞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进行斗争（见图1）。就像资本主义的招牌滞涨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那样，如今的停滞和去工业化也让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力量逐渐弱化，先是通过转向右翼，再经由其自身的泛希化（pasokification，指中间派的瓦解——译注）。与之相应的是非自由政党的崛起以及自年以来出现的严苛的紧缩政策。作为回应，我们可以看到非运动中破坏性的一面，它既来自自由派的价值观念，也来自在日益分化的碎片化中而倍感绝望的无产者们的基础需求。但这种碎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分裂。相反，它常常会使得人们集结成为真实但又薄弱的联盟，例如“99%联盟”，或者是智利社会抗争中的零星群体。在这种联盟中，非运动们转变为维克托·哈拉（VictorJara）的歌曲——“和平生活的权利”——这并非因为他们认同这首歌里所咏唱的英雄（胡志明），而是因为和平乃至秩序在这个越发灾难性的世界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激进的诉求。
非运动不仅是动乱或者占领广场等运动的爆发，在这些运动中，被剥夺权利的中产阶级以及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来自郊区和穷乡僻壤的人们，伊斯兰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民兵们和贫穷的黑人，都多多少少能够挽起手臂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并开始瓦解彼此区隔的状态。非运动还指向一系列的习惯与经历，一种使如此壮观的撕裂和暴力得以可能的日常政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的主力军为白人，且他的死亡催生了反对特朗普的大规模抗争这一事实，揭示的是让非运动得以合流，且超越抗争本身的社会学和人口学意义上的变化。
即便是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反映了既定社会现实的正式组织，也应该拾起非运动的逻辑。这一点可以从法国工会的变化上观察到，后者最初对黄背心运动充满敌意，但后来又在年9月融入了这轮非运动之中，当时他们开始采取罢工等手段对抗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从这一点上讲，非运动占据了斗争的领导权，但也仅在其能反映更大规模的代表性危机时奏效。如此说来，非运动更应被描述为一种解制（destituent）的过程而非建构（constituent）的过程。但与那些将贫困及绝望（destitution）过分抬高为一种积极的或革命的进路的观点不同，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当下每一种力量都在解制，资本的流动也好，人们的欲望和需求也好，都在让政治秩序变得难以管治。
这种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也体现在非运动的构成中，作为对于严苛的或日益非理性的管治，尤其是对警察暴力的回应。近几十年来，任何国家的多数工人、学生、失业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腐败政策的受害者，这些政策将日益衰减的国家资源分配给体制内精英们。尽管这种腐败在任何时候都会是大规模愤怒的源头，但随着如今国家政治沦为对一成不变的或不断缩小的利益蛋糕的争夺，这种愤怒加剧了；而当紧缩开支的宣传四处可见之时，这种分配中的任何不公平都变得更加无法容忍。就像我们在《待命航线》（TheHoldingPattern）所提出的，针对腐败而又无能的统治阶级在管辖其危机政权时堂而皇之地采取不公平的政策，普遍的怒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新一波阶级斗争和群众动员的生成。这一点，一如我们会在下文提出的，也是为何今天的非运动会如此频繁地针对警察，后者作为腐败和不公的残酷代表，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反种族主义会在美国成为如此核心的动员力量。
然而，每一轮群众动员所要面临的，是超越消极联合（针对种族主义、警察、精英的联合）以达成积极且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或政治力量的能力局限。身份政治的永恒困扰正是这种局限的症候：一轮由于其赋权对象的原子化和碎片化，而无法体现和维持自身存在的斗争。某些时候，每一波斗争都会碰撞和瓦解在这些碎片上。非运动倾向于既攻击某个国家（state），又把自己从中这个国家之中抽离，而在非运动的构想中，这些国家又是抽离于非运动的。从这一点上讲，美国人要求的“削减警费”（defundthepolice）反映出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趋势（在很多层面上看都是一种进步），不再寻求接管国家权力，而只是与国家机器抗衡——以紧缩应对紧缩（austerityagainstausterity）。
传统的运动围绕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和真正的共同体，如工会、大型政党或社会主义国家而形成，而自年以来席卷全球的运动表达出的则是日益原子化的人们的集体欲求。但虽说传统运动年代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但就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身份认同的终结。相反，身份在日益多元化和亚文化化的经济之中激增，一如泰勒·科文（TylerCowen）所提出的，平均（theaverage）已经不复存在。再也没有什么稳定的中心，有的只是一个高度割裂的、重组了诸如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传统社运基底的阶级结构。如果说年代克林顿和布莱尔的中间路线，以及自年代以来兴起的身份政治早已预示这种变化，那么自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揭示的则是不断深化的身份认同的合流。
正如我们一再申明的，非运动扎根于资本主义停滞状态中，是对更加普遍的失序的主观表达。单单是抗议和动乱的数量——还有它们的常态化——就将我们的时代与其他时代，例如说反全球化的年代区分开来。这也是为何我们会说全球规模的革命者的产出会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标志。来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和不同身份认同分层的人们，正在反感、恐惧和愤怒中直面统治秩序，并逐渐开始捍卫他们“逃离”无法负担的资本主义生活的权利。他们是没有革命的革命者，但在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对抗以及在对共同体的渴求中，非运动也表达出了与资本逻辑相抵触的一面。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政治——以传统的敌对与分裂形式——卷土重来。如今，身份政治宣告的是政治的归来而非后政治（post-political）时代（就像很多批评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所宣称的那样）的诞生。但政治已无法再制造出任何有意义的稳定状态了。它将人们对立起来，并且要么是让国家走向内战，要么也起码会加剧冲突和分裂。但虽说身份政治的难题代表着所谓共同体的消失，我们却也很少看到渴望重回社会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世界的念头。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在非运动所表达出的自由化需求的基础上出现的，对共同体式实存的渴求。尽管看上去很奇怪，但自由主义和觉醒在大量左翼变得日益保守且倒向为右翼助力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时候，已经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正因如此，我们想宽慰忧心忡忡的读者们，他们可能会问：我们又怎么能够确信，当前时代的失序不会单纯地把我们推向一个加剧我们如今所见证的自由主义和民主鸿沟的极权主义秩序呢？阿拉伯之春最终不就导致了独裁和战争吗？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就预演了特朗普的上台吗？巴西的反对交通票价上涨的斗争引发了反腐败抗议，但不也为博索纳罗的上台铺平道路吗？身份认同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斗争不是在把我们推向一个法西斯主义的世界吗？的确，非自由主义和法西斯的力量正在积蓄着，但把它们的崛起归因于非运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我们时代失序的表现，而左翼和右翼民粹分子则都在试图利用这一点。再有，助长右翼民粹主义的文化返流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远早于年出现的作为非运动原动力的震荡。
还有，像瑞典和丹麦这种由左翼政府统治的国家出现了边境关停、民族主义转向以及严苛的难民政策，以及像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出现的右翼民粹分子的胜利，都明确揭示了在没有被非运动冲击到的地方所出现的非自由化的发展。在这个生产停滞且去工业化的世界里，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太轻易地借由语言、文化和工作构建起公民身份。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被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价值观念动员起来，而被导向针对警察——在无法管治的秩序下专干脏活的人——的仇恨。
图4:Protestsandpoliticallegitimacy,Europe-（未完待续）
注释：
在美国的这些活动并非来自普通人的自发反抗，它们要么与致力于打破大型科技巨头垄断的团体相关，要么与劳工笔记（LaborNotes）下属的“亚马逊人联盟”（AmazoniansUnited）有关。
一名支持特朗普的雇佣警察(rent-a-cop)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Kenosha）杀害两人，之后，这场运动以一种更令人熟悉的反法西斯（Antifa）模式展开。作为这个混乱时代的写照，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第一场总统选举辩论讨论了这样一个堪称犯罪学研究启蒙的问题：在NPR和《纽约时报》的记者持续开展对极具反叛意味的无政府主义的研究情况下，反法西斯（Antifa）又是否是“一种理念”，还是“一个组织”？
参考前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武装组织（PAC）的成员巴迪斯蒂（CesareBattisti）在狱中所写的，“我们所目睹的不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而是资本对于人类身体和精神交流的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再有，招来诸多左翼人士批评的阿甘本对于封城的抨击；以及情境主义者桑吉内蒂（GianfrancoSanguinetti）所主张的“我们正在见证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及其议会、权利、权力与反权力下的世界与文明的解体与终结”。
当然，如霍尔德伦（NateHoldren）最近指出的，特朗普其人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种种奇观之外，特朗普无非是展示了他的阶级底色罢了。在纽约的财政风波中他尝到了甜头，趁乱攫取了公共资金。自那之后他就进入到了持续的躁狂状态之中，利用动荡并且对有关其财产来源的质疑充耳不闻，以求在下一次重大重组（或破产）之前搜刮更大的利益。然而，他所采用的取代行政职能、在推特上直接宣布炒掉手下的做法有其政治意义，一如我们在本文所罗列的理由那样。特朗普所传递出的信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强人只会制造分裂，引发人们对于内战的担忧。就像迈克·戴维斯（MikeDavis）最近对于拜登胜选的分析所得出的戏剧化结论：“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将过去的深层结构问题挖掘出来，而且已被默许扼杀掉我们的未来。内战？不可避免会出现类似的比方，它们也不应该被轻视。”
委内瑞拉记者莫伊塞斯·纳姆（MoisésNaím）最近指出，选举正在失去稳定的力量，“深刻的政治分歧现在困扰着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它们变得如此极端以至于许多公民将自己的政治身份定义为“反对派”（theotherside）。”……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政见不同者的愤怒和敌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反对者甚至不被接纳为合法的政治主体。”
这种非自由化的其中一例要属西班牙在年通过的旨在打压社会运动《公民安全法》（LeyMordaza），该法在新冠肆虐的情况下被广泛使用。另一例则出现在法国的《安全法》中，该法禁止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有关警察的影像。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自由主义和民主制等同起来，中间派的穆恩克（YaschaMounk）和斯大林主义者洛苏尔多（DomenicoLosurdo）提醒我们要注意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贵族化及非民主面向。但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权利的主要意识形态，且正是这些权利的危机造就了我们当前的时代，可能还包括西方专制主义的兴起。因此，当我指出斗争具有自由主义面向时主要是指如下事实：1，人们反对权利的消失；2，其作为人类主体，采用自由化的措辞、提出自由化的诉求；3，其所表达的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秩序是如何在全世界衰落并且失去其合法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示威和抗争涉及的人数都比以往多得多，持续时间也更长。年是全球罢工潮的起始点，而在年，我们见证了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法国自年以来持续时间最久的罢工。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则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英国、智利和加拿大，我们则分别见证了过去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动乱以及占领校园运动。
事实上，一些胜利并非是微弱的，反倒是决定性的。年初在突尼斯的抗议导致政府预算案的撤回；几个月后，约旦总理穆尔基（HaniMulki）不得不像伊拉克前总理那样辞职；黎巴嫩在年的抗议使得两位前总理哈里里（SaadHariri）和迪亚布（HassanDiab）相继下台；年智利的抗争推动了全面修宪，秘鲁的抗争则使得代理总统梅里诺（ManuelMerino）下台，而危地马拉在该国的国会大厦被部分烧毁后也撤回了预算案。
就像Wildcat提出的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即从全球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罢工与动乱并存的年代：“从年至年这段时间，街头的大规模群众抗争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特征，罢工和动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根据FES纽约的报告，这一波运动浪潮能和、以及的革命运动相提并论，该智库分析了年至年间87个国家的场抗议运动，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90%。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抗议，反对社会不公正，反对战争，支持真正的民主，反对腐败，反对食品价格上涨，反对雇主的罢工，和反对紧缩的总罢工。”
年的公投给这些运动带来了真正的胜利，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靠民主调解可以缓解矛盾。相反，这可能意味着一个更广泛的、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上一个时代要从皮诺切特的新自由主义独裁开始算起。
对卡马特来说，被动抗议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也不是葛兰西意义上的“被动革命”，它更像一种地震式的活动，或说生物的痉挛反应。
就像我们在第5节指出的，当工业资本主义的增长引擎放缓且工人运动沦为局部的高压群组时，身份认同就会日益介入到对阶级的调解中。
尽管我们拒绝“身份政治”一词带来的负面意义，但也不会以其积极意义取代之。当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我们强调的是其“反形式”。对我们来说，这个概念是分析性而非规范性的，它意味着身份的艰难主张与妥协，既是当今世界大规模民众动员的前提，也是其结果。
智利的左翼分裂成为无数政党、派系和团体，这表明左翼已经成为种种身份认同之一，且这种身份本身对于非运动的成功与发展并不重要。
本文所用的“野蛮人”一说及本文标题出处都源自博尔迪加的文章“前进吧，野蛮人！”（“Avanti,Barbari!”BattagliaComunistano.22,）。该词是相对于“文明”civilization，即阶级社会。野蛮人不一定要成立更美好的无阶级社会，但是至少他们是当下文明的敌人，可能是潜在的革命主体。
这场罢工成为法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总罢工，直到因应疫情的封城令颁布才终于中止。
甚至在智利（即将）推出新宪法之时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新常态的转变，倒不如说是无法治理的现状的深化。支持新宪法的选民里有80%的人认为新宪法应当由资深政客以外的人来起草，而即便各个政治势力都认可投票之举，但投票这一行为本身已经称得上是对政治制度的反对了。
种族主义是作为美国其他不公现象总和的典型的不公平现象，反种族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理念因此得以让美国人求同存异以对抗更加强大的邪恶势力。但就像我们在下文指出的，对持有种族主义态度的警察的反感反映的是一种反政治的沮丧，这一情绪早已由对这个危机政权的不满所煽动。当然，反种族主义对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对在基诺沙遇害的两个美国公民来说，反种族主义就是和他们的黑人邻居一起对抗施暴的警方，但对花旗银行的首席财务官马克·梅森来说，他可以借助宣称自己和弗洛伊德一样经历过种族主义压迫而得到白人生意伙伴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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