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不会有人否认规模对理解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理论分析中，中国超级巨大的规模，都可以被观察者和谈论者直观地感受到，并在相关的观察和思考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尽管如此，在围绕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规模又是一个经常被过于忽略的概念。当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演化时，规模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规模因素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规模的要素是否可以被充分地概念化与理论化，从而变成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演化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分析工具？在通常关于中国巨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诸种流行说法的背后，隐含着何种观察的视角？是否有可能再做二阶层次的观察，从而揭示出这些观察的洞察力与盲点之所在？
上述问题引导了我围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观察与沉思。
01
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柏拉图关于城邦规模的讨论一直是很知名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城邦规模的扩大看作城邦内部贫富分化与党争的根源。
在柏拉图看来，城邦适宜建立在一个离港口不太近，同时又不太远的地方，人口规模维持在两万人左右为宜。亚里士多德也同意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城邦规模不宜过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正是通过城邦才得以“成人”，是城邦赋予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因此，当城邦规模过大时，就要通过某种程序，排解出一部分人另立城邦，从而使得城邦的规模始终保持适当。
隐含在此种理论和实践背后的观念是：城邦必须保持适当的规模，“以确保不多不少地能好好地过有德性的生活”。
雅典狄俄尼索斯剧院（TheTheatreofDionysusEleuthereus）建造时间可追溯至约公元前6世纪，可容纳一万七千名观众。通过此类遗迹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城邦的规模以及城邦公民丰富的精神生活（来源：wikipedia.org）当然，正如卢曼所揭示的，在此种关于城邦规模问题的理解背后，还隐含着一种更为深层和普遍的观念，即将世界“看作是一个聚集性的躯体（aggregationcorporum），一个将所有其他生物体都包含于其中的巨大的、可见的生物体”。在这个生命体之中，“存在着有朽和不朽的生命体，人类和动物，城市和农村……”
正是此种隐含的将城邦或国家看作某种“生物体”的观念，定义了欧洲人关于城邦或国家的“正常规模”的理解。这一点在伽利略于一六三八年出版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的著作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示。
伽利略根据几何学的原理指出一个常识，即当物体的体积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因为无法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崩解。即，任何物体的规模都有其天然的限度。由于社会或者国家也被理解成某种物体甚至是生物体，因此它也有其自身的限度。
带着此种社会生物体及其限度的观念，欧洲人在遭遇并观察中国时，就显得有些不太适应。对他们来说，一个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面积的社会文明体，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统一，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有所伸缩，但基本上保持了如此规模的统一状态，这已经构成了对上述常识的挑战。“超大规模”的感受与用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黄仁宇与周雪光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与治理问题时，也有类似的观察与描述。
例如，黄仁宇一再地指出，由于十五英寸等雨线和黄河泛滥两个基本因素的存在，中国过早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形态。这当然有助于国防与治水等基本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但同样由于规模因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在信息的传递、税赋的征收、政令的统一等诸方面都遭遇了艰巨的挑战，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儒家道德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辅助，来形成较为抽象的文化与道德层面的自我认同。
周雪光也进一步在黄仁宇的基础上指出，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受制于超级巨大的规模及其带来的规模负荷，因此不得不依赖于政治制度与非政治制度之间、中央政令的名与实之间的微妙把控来实现帝国的治理。
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性乃是一个具有直观属性的事实，因此具有充分的经验感受性。就“规模”这个概念而言，人们通常的经验感受就是“体积或者数量的巨大”。因此，当多数人在观察和讨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时，它多数也是指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然而，空间意义的“体”和人数意义的“量”，二者并非总是一致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空间意义上，从国土面积来看，俄罗斯差不多是日本的四十五倍，但二者的人口数量却基本上在一个等级。此外，即便同时在体量方面占据优势，也未必就意味着“规模优势”。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艰难而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如果纯粹从体量规模的角度观察，在制度和实力的较量中，日本应毫无资格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事实上，以战争这种最极端方式所展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中国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绝对的劣势。这促使当时的军官黄仁宇围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展开了痛苦的反思和再观察。
黄仁宇因此更强调规模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与复杂性。许多人在观察和思考中国的超大规模时，往往也特别受此种观察视角的影响。例如，他们往往指出，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因此导致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种族、宗教、文化、经济、生活方式、道德等方面差异极大，从而大大地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在此种视角中，空间规模被类比于动物的体积，而各种组织，尤其是政治组织，则类似于动物的骨骼结构。因此关于规模对治理的挑战所形成的“规模负荷”，就类似于动物之骨架所承受的“身体负荷”。所以，通过此种视角的观察所形成的结论，首先是“规模的不可能性”，但是如果当“超大规模”已经变成不容否认的事实时，则不得不将其理解成某种“不正常”的“病态”。此时，规模的发生并非基于内部发展的正常需要，而是迫于外部环境压力与情势下不得不然的被迫接受。
因此，此种研究的基本范式，就是用“正常组织社会学”的各种既定标准，来勘测“超大规模”在正常组织的正常承受能力和功能发挥方面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大量的中国特殊论，基本上也都是在此种思考范式的基础上的各种发挥和延伸。
02
此种关于中国超大规模性的理解，尤其适合组织社会学层次的分析。它对于我们观察和分析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时面临的诸多内外部约束和挑战，特别具有启发性。但它也有自己的缺陷。因为在此种分析框架中，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基本上是被作为约束性的“规模负荷”而发挥作用，因此它就解释不了中国超大规模性的另一面，即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带来的并非仅仅是“规模负荷”，同时它也是造就中国之“世界工厂”地位的重要因素，并且恰恰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为中国庞大的消费人群和市场规模的优势提供了基础。
年纪录片《轮回》（Samsara）中关于中国加工制造业的画面（来源：you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