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与非/文
如果我们认可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语体系，那么，日本宪制史实际上在年8月15日正式终结了。这是二战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宪制史的终结并不是说宪制的终结，而恰恰意味着，日本宪制的演变历程最终踏入政治文明的巅峰。相比于“历史之人”的勇猛精进和不惧变数，“史后之人”更在意的是在深思熟虑中安排妥当，让政治成为一项不流血的和平事业。
丸山真男（-）正好活跃在日本宪制的“史后时期”。年他以一篇“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分析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意识形态，此文使得岩波书店的《世界》五月号一时间洛阳纸贵，也为丸山真男赢得了长久的名声。在年由《中央公论》发起的“创造出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评比中，此文在选出的18篇论文里位列第一。丸山真男的早期代表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虽首版于年，但正式完稿却是在年，他在上战场前将手稿“托孤”于友人。《日本的思想》发表于年。在日本，丸山的思想被称为“丸山政治学”、“丸山思想史学”，与经济史学者大冢久雄的“大冢史学”并称，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之一斑。
收录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的文章，有一种沐浴在美国民主政治话语下批判日本传统政治的明亮和透彻的感觉。其文章的主旨大致可按书名中所提示的“现代政治”来理解。那么，什么是丸山真男理解的现代政治？对于初次接触而欲直接了解丸山真男思想精髓的人，其中的“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和“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两篇可以作为最好的导引。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现代思想者的纯净心灵和敏锐洞察力，犹如聆听莫扎特的音乐或者阅读莱辛的戏剧。这两篇是主心骨，而其它那些分析日本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现代政治权力等等的学术文章，则是其血肉。主心骨串起血肉，向我们展示丸山真男既有志于超越“左右”、又有志于超越“敌我”的政治学雄心。
政治之区分“敌我”，根源于政治的学问实际上是一种“共同体学”，换句话说，是“抱团”的学问、“合作”的学问、“共同生存”的学问。凡有“我”，就有“非我”，在“非我”中就有朋友和敌人。敌人是明晰共同体边界的术语。什么样的敌人构筑什么样的“我们”。自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被译介以来，“区分敌我”作为政治的本质内容已经被人们熟悉。这种“共同体学”如果被狭义理解，那就是社团学、黑帮学、政治的利益集团学，我们从中所看到的无非是政治小团体间的权力钩心斗角，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但是，政治的“共同体学”实际上早就在博丹的“主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诸多的主权学说中科学化了。换句话说，“主权论”区分敌我，使得政治进入了民族主义的时代，共同体学变成了国体学。“人民”是这种政治的国体首先要争取的对象。你有多少人民，就有多大国家；你有怎么样的人民，就有怎么样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边界，国家的敌人在外面，人民内部不再有敌人。凡在国家中的个人，皆是公民，哪怕罪犯，也是承担本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下的罪犯。这是民族主义的国体学的基本构建方式。
而政治之所以区分“左右”，则根源于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细分。它表明政治学同时也是一种“阶级/阶层学”、“主奴学”和“意识形态学”。尽管在民族国家的内部，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家的抽象主人，但具体而言，人民内部仍然分出阶层或阶级、主导者和顺从者、精英和大众。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影响和主导能力总是有所区别的。换句话说，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永远存在。“左右”之分是一国范围内的权力斗争，它不应该仅仅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级会议，而恰恰应该看到，远在民主雅典的梭伦改革中，也主要是以贵族和平民的矛盾为起因的。“左右”之争最终对应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政体的建构。最早兴起于罗马的共和制便是为了实现各阶级共治而努力的结果。“左右”之争常被人们义气用事地理解为“敌我”之争，而真正的“敌我”之争则由于主权国家已是既成事实的缘故，而处在潜隐的状态。所以，日常政治冲突总是以“左右”之争为主要业务。但倘若这种业务不成熟，就会徒然增加内讧的程度和安定的成本。故而，在看重“主权”或“权威”的人士看来，左右区分常常误入歧途。主权论对于国内政治斗争有一种天然的理论优势：人们必须首先承认本国的主权权威，然后才能有这种阶级间关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争执。秩序先于冲突，主权先于政治，国家先于政府。而且主权论对于左右之争还有另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释：如果一国内的左右争执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也就是政体完全失效的地步，那么其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个国家在主权建构中错点了人民的鸳鸯谱。
从上述“敌我”之争和“左右”之争的区分来看，二战和战前的日本处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的躁动不安中。首先，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的文化和血缘联系，让日本朝野对于自身宪政的主权范围迟疑不定，这在明治维新前期的“征韩论”争议中就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清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扩张了帝国的野心，这种野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欲望，转变成“从欧洲手里解放东亚”的泛亚主义式的超国家野望。其次，自明治维新以来确立的绝对主义政体在日本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下保持着适应于发展的政体平衡，然而，“天下布武”（以武家政权来支配天下）的自强雄心渐次蜕变成了为天皇陛下征战四方的军国主义下层官僚的谋生方式。这实际上意味着，二战的日本不是向着民族和民主的日本前进，而是向着帝国和独裁的日本前进。这其中的原因，正是丸山真男整个学术生涯的探索目标。
“丸山政治学”就像一把美国手术刀在解剖福尔马林溶液里浸泡日久的日本尸体。这把手术刀无疑是娴熟而平静、科学而精准的，它就是典型的战后民主政治学。然而也需要提醒的是，汉语的读者可能从“丸山政治学”中根本学不到什么。因为“丸山政治学”的成功在于日本的“时势使然”。也就是说，日本的战败将其国体和政体置入了西方主流民主的潮流中，日本对东亚的战争相当于一次日本宪制的“战争试错”，自此，日本宪政格局尘埃落定，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宪政格局的一部分，国内秩序成为多国体系中的一个映射环节。而丸山真男通过对日本宪制思想中最古老、最坚硬部分的批判，而把日本的政治思想从传统带入了现代。
丸山真男承认自己在学生时代受到了哈罗德·拉斯基的深刻影响。拉斯基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