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色诺芬的民主观
为什么叫“伪”色诺芬呢？
《雅典政制》一文因被归于色诺芬名下而幸存至今，但其文风明显异于色诺芬的其他著作，学界普遍确认其并非色诺芬之真作，故而称其作者为“伪色诺芬”；又因此文很可能是某知名寡头派人士所写，故传统上亦称其为“老寡头”。
《雅典政制》
首先看看这位伪色诺芬对平民、贵族的界定
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开篇明确指出，不赞成雅典的政治制度，其原因是这种政治体制，有利于雅典的一部分人而非另一部分人。
根据国内学界关于伪色诺芬口中、这两类人的相关翻译可以看出，伪色诺芬所谓的受益于雅典政制的那部分人是卑贱者、卑劣之人、劣等公民、卑微之人、下等阶层，即平民，而被雅典政治体制所排挤的那部分人是良善者、可敬之人、优等公民、优秀之人、上等阶层，即贵族。
在他看来，平民是品质低劣的无知者，贵族是充满美德的社会精英。
《雅典政制》
他贬抑平民
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行文过程中，始终以贵族寡头的口吻评述平民，且多用如无知、不守规矩、粗鄙、头脑错乱等含有贬义之词形容平民，对平民的鄙视与不满显而易见。
比如：“平民大众中则是尽是些无知之人，他们不守规矩、不讲道德；贫困致使他们做一些可耻之事，缺钱致使一些人未能接受接育，处于无知状态”；雅典人知道，“这种人（即雅典平民）的无知、粗鄙和对他们的亲善，要远比精英们的美德、智慧和对他们的憎恶更为实惠”。
然而，伪色诺芬对雅典平民所持的这种看法，与基本历史事实不尽相符。
《色诺芬文集》
他认为平民在政治素养上处于“无知”是言过其实
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主要通过使者、告示板、谈话和谣言以及构成政府机构的不同委员会、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讨论传播。
这是一个不仅仅缺少大众媒体的世界，而且根本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媒体。政治领袖们缺少能够保密的文件及可以控制的媒体，必须与他们的选民保持直接而紧密的联系。
而这些出身于贵族阶层的政治领袖，受自身家族传统熏陶，并拥有足够财力学习修辞学、政治学、哲学等课程，普遍具备良好的知识素养。
色诺芬石像
因此，在这样一个以口头交流为主的“面对面的社会”中，很难说普通公民的政治素养不能不受到精英阶层的影响，而且，雅典民众的政治意识，早在公元前6世纪贵族斗争的过程中已逐渐觉醒，经过长期的磨炼，公民的政治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他认为平民“不守规矩”是对平民的鄙视与贬抑
由第四等级的贫民或佣工组成的平民，是构成雅典海军的主要力量，为雅典海上势力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也得到伪色诺芬的承认。特别是在与敌作战时，为最大限度发挥三列桨战舰机动灵便的优势，以便迅速有效地攻击敌舰。
因此，雅典在多数海战，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海战中，能够屡屡获胜，桡手的巧妙攻击与相互配合功不可没，这才成就了称雄一时的雅典帝国，如果平民真如此不守规矩，那雅典将不会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因为它正是处于平民的管理之下。由此，作者对平民的鄙视与贬抑也就显而易见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形势图
伪色诺芬在文中的“自由”
“一个以这样的制度为基础的城邦，虽然不是治理得最好的，但是民主制却在这种制度下轻而易举地保存下来。因为平心而论，雅典平民肯定不希望有一个良好的政府，自己像奴隶一样接受统治。他们想要获得自由，渴望发号施令。
至于不良的政府，那根本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在为色诺芬看来，“自由”等同于平民根据自己的意愿治理城邦，政府的优劣并非他们所要考虑之事。
这一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类似，根据亚氏的政治学理论，伪色诺芬所看到的雅典平民的“自由”必然会导致雅典城邦的混乱，但这明显有悖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军事强大的基本历史面貌。
亚里士多德
同时，他对于“自由”的理解与界定，明显受到了他对雅典平民无知、不守规矩这一形象定位的影响，因为在他看来，无知、不守规矩意味着散漫与混乱，也意味着平民必然无法创造雅典的成就与辉煌。
然而，作者不曾想到，在对平民表示不满与贬低的同时，他对“自由”含义的这一界定，也已然背离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社会的真实情况。
他美化贵族
伪色诺芬在对平民极尽贬抑之能事的同时，对贵族则是不吝溢美之词大加称赞，称贵族是美德的代表与智慧的化身，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建立“良好的政府”。作者不仅以贵族与平民进行比较的方式，突显贵族的优秀与高贵。
色诺芬石像
作者在行文过程中一再强调，平民获得的物质利益，将其刻画为充满物质欲的贪婪公民，并认为平民在民主制下所得到的一切物质利益，都是由富人与贵族来为其埋单的。
平民通过选择性地参与，有利可图的活动如参加合唱队、参与竞技比赛、在海军中服役等获得薪酬，即使没有足够财力享有更多的奢侈品，但仍设法实现了享用盛宴、享受更衣室、公共浴堂等的目的，而平民获得的这些物质利益，皆由富人与贵族来负担——出任重要官职、主持竞技比赛、担任舰船指挥官、举办盛宴等。
因此，在伪色诺芬看来，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民主制下，平民与贵族在物质利益的分配方面并不均等，平民从雅典帝国的统治中获得了更多收益，而贵族则为帝国的维护付出了更多代价。
色诺芬和《雅典政制》
那么事实是这样的吗？
公元前5世纪，在经历了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已由原先的蕞尔小邦上升为强大的雅典帝国，牢牢控制着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通要道，掌握着爱琴海的制海权。雅典海上势力的强大为航海安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海外贸易大为兴盛。
从事海外贸易需要拥有商船运载人员及货物，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财力雄厚的富人及贵族，他们将陶瓶、橄榄油、雕刻好的大理石块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腓尼基、埃及、亚细亚、色雷斯、西西里等地区，从这些地区特别是色雷斯、埃及、西西里运回谷物，或直接带回货币这种财富。
相比于平民在三列桨舰船服役，或出任行政职务每天所得的几个奥波尔，富人与贵族从海外贸易中所获的收益，则是以塔连特来计算的。
希波战争
除此之外，一些富人与贵族还“在潘盖翁山开采金矿，出口木材、亚麻布以及来自马其顿的沥青，并从色雷斯获得稳定的奴隶”。因此，雅典的富人与贵族从雅典帝国的统治中，得到了远超过平民所得到的物质利益。。
伪色诺芬在文中仅仅强调，富人与贵族为帝国维护所付出的代价，而有意忽略雅典帝国带给富人的好处，明显是有失偏颇。
参考内容来源：《雅典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