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诞生了独特的皇权专制体系。世界文明的另一个源头，是与中央集权制完全不一样的古风民主制度。我们都听说过世界四大文明，起源于公元前年左右的古希腊文明是其中之一，与当时的中国文明相媲美。但是，为什么古希腊文明留下的产物比较少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四大文明古国概念的由来——它是近代史的产物。当中国成为半殖民地时、从属于西方，整个世界都以西方为中心。在历史学科中，有一种“欧洲中心”的历史观，梁启超为了反驳它，故意不包括古希腊文明，以此来激励中国人民。民族自信，这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梁启超的结论是否客观？很明显，民族感情重于理性，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今天我们仍然受到它的影响，比如日本有一本叫做《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也提到了美洲印第安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
与中国差不多同时开启文明的古希腊，在公元前30至23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青铜盔甲、武器、工具和黄金饰品。同时期的中国，夏末出现了金属，商代出现了青铜。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古希腊已经出现了青铜的军事装备和劳动工具的同时。夏代仍使用木器和石器，商代青铜器主要用于制作礼器，西周青铜器主要用于军事用途。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以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出现。一般来说，文明程度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而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是劳动工具。从这一点上看，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水平比中国文明的发展水平要高。
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是克里特岛，后来扩展到希腊半岛，迈锡尼文明便是在此诞生。在北方民族的侵略下，它在公元前12世纪衰落了。古希腊进入荷马时代。被称为瞎子诗人的荷马写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后来，就进入了古希腊的古典文明时期，当时的文学创作与城邦、市民和民主紧密相连。
让我们来看看古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山脉、半岛、蜿蜒的海岸线、众多良港。一方面，山脉的存在，意味着平原少，不利于农业发展，那么就会带来粮食短缺问题。解决粮食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交换（海外贸易），二是移民（海外殖民）。另一方面，山地意味着大理石更加优良，大理石加工产业和雕刻艺术发达；陶瓷资源丰富，陶瓷产业发达；地中海气候下，经济作物良好。用当地的橄榄可以制成优质的橄榄油，这是最健康的油之一。现在超市里都能看到，最好的食油产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但它的产地也是古希腊。
以上是手工业，这些产品最终将流入市场。因此，古希腊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在半岛环境下，三面环海，海岸线蜿蜒，良港众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发展对外贸易，就意味着要与海洋打交道，在海里比在陆地上危险得多，活在今天却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对古希腊人民来说，危险的航海生活却正好培养了一种进取、拼搏、冒险的海洋民族精神。相反，在中国，有一个词叫做“安土重迁”。它指的是不愿意离开祖国。“安土重迁”代表着对祖国深厚的感情，从而形成了内向的民族气质。但到了明清时期，它却逐渐地被扭曲为了封闭和保守。
在古希腊，把发展海外贸易作为一种主要的贸易，以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等价交换的方式进行，这也就导致了平等观念在国民心目中的形成，自由和民主便随之产生了。
另一方面，许多山脉把古希腊划分为许多地理上封闭的地区。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没有更先进的交通工具时，人们很难跨越自然边界。因此，古希腊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国少人的城邦国家。以雅典为例，最高峰时，有多平方公里，却只有一万多人，这使得直接民主成为了可能。
通过这种环境与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得出环境决定论吗？只要我们举一个反例，就不会成立。像希腊这样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很多，但不一定是民主的，就内城邦而言，斯巴达就是君主政体。环境作为一个影响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肯定的，但不是唯一的。
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范围是公民。谁是公民？有一定的财产，可以服兵役，成年男性，这便意味着符合公民的要求了；外国人不是；奴隶也不是，他们没有财产，而是别人的财产；儿童和妇女更不是。当时的雅典，有三个阶级：拥有珍贵平原土地的贵族、被迫迁往贫瘠山区的平民、以及从事工商业的沿海奴隶主。贵族享有经济特权，垄断政治权力。工商业的奴隶主有钱，没有权力，他们要求政治权力。平民生活困难重重，渴望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与贵族之间也存在着强烈的经济冲突。因此，山派和沿海派联合起来，相互结盟，有了财政保障；还有平民支持，更有了人数优势，从而向掌握政权的贵族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后来，雅典民主改革的第一人梭伦，登上了政治舞台。他出身贵族，但他拒绝了一直以贵族的身份生活。早年，梭伦走遍全国，体会到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他得到了贵族和平民双方的认可。贵族看到了他的高贵出身，平民看到了他的人生经历。这是双方在政治斗争中妥协的结果。
梭伦被公民选为了州长，那么他有哪些权力呢？他相当于兼任仲裁员，拥有司法权，兼任立法者，拥有立法权，三权的统一必然会出现专制。于是，孟德斯鸠提出必须防止独裁，必须对权力进行分割和限制。但卢梭的伟大之处也就是在这里，他通过理性克服了人性的弱点，他用公民的力量进行改革。
梭伦根据财产的数量对公民进行了重新分类。财产越多，等级就越高。这当然不公平，但却具备了一定的进步属性。让我们回顾一下以前存在的公民身份。用什么标准来分类？贵族垄断政权依靠出身高贵，血缘是以前分裂的基础。现在，血缘上的不平等被财产的不平等所取代，即不变的不平等被可变的不平等所取代。人们通过今生的努力来获得财富，从而自己的提高社会。地位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个人，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由此来看，这一制度显然有它的优越之处。
这个制度也使得西方形成了重视物质财富的传统。分级后，级别越高，城邦的责任越重。也就意味着，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责任就越大。今天，西方盛行的慈善文化的根源就在于此。几年前，美国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还曾来到中国劝说捐赠者（当然，高额的遗产税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潜在因素）。其次，各级公民都可以参加设立公民代表大会；设立个人民代表大会，前三级公民都可以担任公职；组成公民陪审团的法院，由公民担任。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公民代表大会具有立法权。一旦作出决定，将由行政会议执行，而陪审团法院则行使司法权。其成员大都是不懂法律的公民，由双方律师逐一确认，这样才能站在中立的角度，保障司法公正。
同时，卢梭颁布了解除债役的法令，废除债役。过去，平民生活贫困，被迫向贵族借钱。现在，即使债务没有偿还，但债务奴隶是自由的。那么，它是否得到平民的支持呢？他的措施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他们都接受了梭伦的改革。梭伦没有利用他的立法权延长他的任期。一年后，梭伦流亡国外十年，他不想长期坚持下去，给政治家带来压力。他坚信，在法治社会里，人民群众遵纪守法，改革成果有保障。梭伦通过改革为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梭伦改革虽然受制于历史局限，未能满足下层平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改革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为雅典的奴隶主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