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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鹏论
在《读理想国领悟西方哲学的源泉（六十九）》中，苏格拉底表示，灵魂如城邦，“有多少种类型的政体就能有多少种类型的灵魂”，他认为“有五种政体，也有五种灵魂”。
坤鹏论也借着政体这个话题，向大家介绍一下理想国的原型——斯巴达的政体，首先这对理解《理想国》大有裨益，其次也可以纠正一些大家对斯巴达的错误认识。
一、两个国王（双王制）
据说斯巴达的贵族寡头当政的体制，起始于两个不同家族的国王，又世袭产生。
这两个家族分别是：较高级的亚基亚德家族，比较低级的欧里庞提家族。
可能是当初两个家族势力相当，谁也无法消灭谁，为了不至两败俱伤，便选择了折中方案——双王的两头政治。
两个国王分别执政，一个掌管军队，一个管理国家，然后依照次序轮换。
从实际效果看，双王制确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社会秩序与国家声望。
因为同时两家为王，可以利用他们互相倾轧来以王制王，从而避免皇族地位与特权心理使用的绝对主义。
同时，斯巴达对于国王的防制非常严格，比如：国王不得与外国联婚，防其树立外援；又不许二王室互相联婚，防二王的权力合一。
国王执行国教的祭献，任司法首长，以及在战时统帅军队，但是他们的权力极为有限，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民主制城邦的执政官，因为他们在所有事务上都必须服从元老院，所以他们更像是精神领袖，在死后会被半神化，实质上没有实权。
二、元老院
元老院才是斯巴达的最高权力，它由包括国王在内的30人组成，国王是元老院首脑。
所谓元老，也就是除了国王之外，其他28人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因为在斯巴达60岁以下者都被认为尚未成熟，担当不了这一职位。
不过，这个标准本身很不容易，因为在黩武而艰苦的斯巴达，年龄超过40岁都是难得的了。
我们在《理想国》可以看到，对于统治者的年龄，苏格拉底显然参照了斯巴达，他曾特意提到，“一个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轻人，而是年纪大的人”。
元老们由全体公民在贵族中选举出来，并在有生之年保持终身任期。
据普卢塔克的描述，元老的选举方式相当奇特，在遇到有空缺时，候选人逐一沉默地通过公民大会的前方，其中获得喝彩声最高与最长者即被宣布当选，因为这两样被认作为是否得民心的标志。
也就是说，斯巴达人以声音投票，计票员在独立房间内判断声音的大小和长短。
元老院制定法律，对死刑犯执行最高法院权力，同时拟定国家政策。
三、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元老院下设机构，被认为是斯巴达对于民主的一种让步。
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参加的权力，在当时斯巴达37.6万人民中约有名男性拥有这种资格。
公民大会定期召开，一般都在每次月圆日，商议全国性事务，比如：战争、竞技、征税等。
公民大会不能单方面提出动议，却可以对向它提出的议案行使否决或通过的权力，任何立案不经它允许则被视为无效，但是，它只能决定通过与否，却不能对议案进行讨论或修正。
因此，公民大会在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古荷马式的群众集会，公民在敬畏的心情下聆听首领们，或元老会议，或统帅军队的国王们发言。
理论上，决定议案是否通过的权力属于公民大会，但立法者来古格士在斯巴达的法典中设立了一条修正条款，从而将权力交付给元老院。
该条款规定，如果元老院认为公民大会的决定有偏差时，可以当即将该决定加以更正。
所以，公民大会其实受着国王和元老院的制约，最后宣布决定的权柄握在国王和元老院那里。
据说，曾经有一位思想颇为进步的斯巴达公民要求来古格士建立民主政治，来古格士答道：“朋友，请先在您的家庭开始。”其言外之意是说，完全的民主在家庭中都不可能实行，何况城邦！
四、五个检察官（或称公安委员会）
除了上面所说的机构，斯巴达政府还有一些特殊的职能机构，这是在整个希腊化历史中斯巴达所特有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五个检察官，也可将其称为公安委员会。
这个五人委员会在希腊文称为Ephor，从字面意义上讲，是从上而视之人，相当于英文的Overseer，所以译为检察官，也可译为督政官。
五个检察官每年由公民大会选举，所有成年斯巴达男性公民都可以参选，选举方式和雅典的执政官的选举方式大致相同——采取抽签的方法。
据历史学家论证，民选检察官的制度在来古格士前就已存在，它的基本作用就是要限制国王的权利。
五个检察官就职时的宣誓内容之一就是要监视国王的行动。
并且，任何一个国王出征和外出时，都会有两个检察官跟随并监视其行动。
公元前6世纪中叶，民选检察官的权力已经和两王相埒（liè，同等的意思）。
到了波斯战争之后，事实上它的权力已经远远凌驾于两王之上。
他们接见外国大使，决定法律纷争，统帅军队，并对两王拥有指导、罢黜或惩罚权力。
所以，检察官也是斯巴达最高的监察、审判机构和民事法庭，监督国家一切公权私权，又可召集元老院及公民大会，即便对国王也可以正常行使权力。
检察官的任期仅一年，而且每件事都必须经过五人的同意才有效，所以权力虽大，理论上仍有限制。
不过，由于该职务并无连任限制，这也造成后来检察官成为了斯巴达中最有实权的职务。
另外，民选检察官还将一些斯巴达青年武装成特别及秘密警察，以侦察民众行动，拥有对农奴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杀戮的权力，比如：他们就经常秘密消灭那些在战时为城邦勇敢作战的农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对于城邦同样也是危险人物。
据修昔底德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8年后，斯巴达人通知农奴选拔自认为在对敌作战中表现优异的农奴，将奖励给他们自己。其实斯巴达人的真正用意是想做个试验，在他们看来，首先请求获得自由的人也就是意志最昂扬和最容易反叛的。当个被选出来后，这些人被带入神殿，以庆祝他们获得自由，结果，他们皆被斯巴达人杀死。
斯巴达检察官这个职位和机构，我们也可以在苏格拉底的理想的城邦中见到，对于真正的卫士——统治者，苏格拉底指出，除了严格的选择外，还要“随时考察他们，看他们是否能终身保持这种护卫城邦的信念”，这种考察不仅要从幼年就开始，还要在工作中考察，“劳筋骨，苦心志”地考察，以及将他们放到贫穷忧患中，置身锦衣玉食的环境中，进行“反欺骗诱惑的考察，看他们是否经得起”。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斯巴达是以军立国的典型，它的最高权力和荣誉都在军队里，每一个公民都接受作战训练，从20岁到6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称其全民皆兵也不为过。
五、三个社会阶层
斯巴达的社会阶层分为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希洛特人三个阶层，这种阶层是不能改变的种姓制度。
斯巴达人：第一阶层，统治阶级，为征服者多利亚人的子孙，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者。
他们都住在斯巴达城内，尽管人数很少，包括男女老幼共计3.2万人，却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
虽有田而不自耕，农奴代其耕种。
他们专门的职业就是服兵役和担任官吏。
庇里阿西人：第二阶层，为多利亚人入侵时，没有抵抗而顺从的居民，共计12万人。
他们从事于工商业而无参政权，有纳税及服兵役的义务。
虽为自由民，但不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也不能和第一阶层通婚。
他们主要居住在斯巴达城周围及边境山区和海岸地方。
战时需要为斯巴达军队支援。
希洛特人：第三阶层，农奴，被称为黑劳士，据说是根据黑劳士城而命名，该城的居民首先被斯巴达人所奴役。
人数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合计22.4万人。
他们隶属于土地，与土地结为一体，但其本身和土地皆不得出售，一辈子为第一阶层的人服劳奉养而耕作。
生活在农村上，没有公民权与基本人权，被认为是国家的财产，战时也随第一阶层之后以服军役。
农奴可以随意结婚，任意生育，在田间依自己的方法耕作，在村中与邻居相处，享有中古时期农奴的一切自由。
在节日里，斯巴达人经常灌醉希洛特人，并将他们拖至公共场所任意欺凌。
希洛特人不论如何，每年均要被鞭笞一次，其目的就是要其牢记自己奴隶的身份。
总之，在如此明确的分工之下，斯巴达总能派出最为优秀的陆地军事力量，因为在国内有着1万名什么都不做只打仗的斯巴达人。
由此，我们也很清晰地看到了苏格拉底理想的城邦的三个阶层的影子，不太相同的只是他将第一阶层分为了两个阶层——统治阶层和辅助者阶层，将农工商合并成了一个阶层——工商阶层，但是，其本质含义就是分工，并将这种分工和阶层定义为自然的（城邦的自然形成）、神定的（天赋以及出生时被掺入金属成分）。
正如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这个城邦是斯巴达式的城邦，是一个由工匠和农民、军人、卫士组成的乌托邦。”
六、主要经济政策
可以说，斯巴达所推行的经济制度，完全是为了军事需要和维持斯巴达人的统治地位。
第一，土地国有
为了避免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从而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斯巴达实行土地国有政策。
也就是所有土地属于城邦，城邦以份地（据说来古格士将土地按照公民数目均分为块相等的土地，被称为份地，斯巴达人成年后或是从家庭继承土地，或是从城邦得到一块份地）的形式分配给斯巴达公民，公民再将土地发放被统治的农奴进行耕种，向他们收取粮食。
这样，斯巴达公民就可以专心进行军事训练，对内镇压奴隶的反抗，对外进行侵略战争。
第二，铸造铁币
为了平均社会财富，斯巴达的货币是铁币，由于沉重、价值较低，所以携带不便、流通不易，一方面避免商人囤积货物，获取暴利，另一方面，使外国商品，不易打入斯巴达市场，大大降低斯巴达财富外流的可能性。
第三，公食制度
斯巴达男子不论贫富，都在公共食堂吃饭，而且除了五人检察官以外，就连国王也必须在此会食。
吃饭的时候，人们可以畅谈国事，少年子弟也因此会获得宝贵的政治上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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