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能带来幸福吗？
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他通过铸造金银币而暴富，并征服四周部族，成为一方霸主。许多贤人造访吕底亚，其中有一位雅典来的客人。克洛伊索斯向他展示了自己所有的珍宝，并问了他一个问题：谁是你见过最幸福的人？
在克洛伊索斯心中，最富有也是最幸福的人当然是他自己。但这位客人提到了三个已经死去的人，却没有包括克洛伊索斯。
克洛伊索斯非常生气，难道自己这么富有，还不如普通人幸福吗？
客人这样回答：“我知道你富甲天下，统治诸多民族，然而，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一生之后，才能给你答案。”
这个回答克洛伊索斯不太满意，于是他将这位客人赶走了。
被赶走的客人，就是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
梭伦的经历与春秋时期的管仲有些相似，也是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年轻时在各地经商。在管仲去世五十年后，公元前年，梭伦凭借军功带来的声望，成为了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
雅典城周围，根据地貌的不同，分成了三大地区：环绕雅典城的平原区、海边的海岸区和山上的山岳区。
平原区的氏族拥有土地，从事农耕；而取得公民权的外来者，也就是归化民，多从事工商业。在梭伦成为执政官的时候，氏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
因为这时雅典执行的是德拉古制定的严酷法典。他的《负债法》规定，土地属于氏族，不可转让。借贷时，氏族成员只能抵押土地上的作物，不能抵押土地本身。如果氏族成员破产，需要将土地收获的六分之一无限期交给债主。（一说六分之五）
但归化民可以抵押自己家产甚至家属。如果他无法偿还债务，债主可以随意出售他本人和他的妻子儿女。
也就是说，平民破产，全家人都将沦为奴隶。
一段时间后，几乎所有穷人都负了债。
人们对这位刚刚上任的执政官，寄予了不同的期待。穷人希望重获自由，拥有土地；贵族希望利益得到保障；而梭伦表示：我制定法律的唯一标准，就是正义。
梭伦没有分给穷人土地，也没有保障富人的利益。他做了一个看似简单粗暴的决定，颁布“解负令”，废除现存的一切债务，禁止以人身抵押借贷。因为破产而成为奴隶的人得以重获自由。
这样一来，债主不但财产缩水，还损失了大量奴隶。为了应对奴隶数量减少引发的短缺问题，梭伦暂时禁止出口除橄榄油之外的农产品。
而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仍然一无所有。梭伦为他们提供的出路，是工商业。
梭伦推动雅典向遥远的地方进行贸易活动，铸造优质银币帮助商人开辟市场。其他城邦不接纳的手工艺人，梭伦也给予他们公民权，推动雅典手工业的发展。
管仲曾把齐国按照职业分成“士农工商”四大集团，而梭伦则不论出身，不论职业，将每个人的财产折算为农产品，按照数量多寡，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
等级越高，特权越多，有机会担任高级官员，但需要缴纳的税也越多。
当时的富人大多都是氏族地主，所以按照财产划分等级之后，权力仍旧掌握在贵族手中。但这一改革让贵族和平民拥有了平等的身份，也为归化民提供了阶层上升的通道。只要通过工商业积累足够的财富，就能够获得担任官员的资格。
对于梭伦来说，国家的利益远比氏族的利益更加重要。他也没有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多财富。在人们保证执行他的法律之后，梭伦便离开了雅典，四处游历。造访的地方之一，就是吕底亚。
正如回答吕底亚国王关于“幸福”的那个问题一样，面对别人的讥笑，梭伦说：“许多坏人富有，许多好人贫穷，但我们不能拿荣誉去换取财富，因为金钱转手迅速，荣誉却长存身边。”
梭伦的改革，削弱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的繁荣。但在他离开雅典之后，人们之间的矛盾又开始激化。贵族希望重获改革前的权力，平民希望分到更多土地。贵族之间也因为执政官之位争夺不休。
在雅典人为了走向寡头还是民主争得不可开交时，梭伦的一个亲戚组织了自己的政治集团，发动了一场政变。
他是一个独裁者，却继承了梭伦的改革，带领雅典走向了民主政体。
下期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里有矿的古希腊僭主，庇希特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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