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的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将提洛同盟转变为方便自己控制掠夺其他盟邦的工具。这些盟邦被分为5个税区，而提洛同盟的共同战时资金则转变为对雅典的贡金。在扩张掠夺的过程中，雅典帝国不断崛起，成为爱琴海世界的海上霸主。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民主政治持续发展并臻于极盛的时代，同时古希腊的经济在这个时期也有长足的发展，葡萄、橄榄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广泛，奴隶应用于手工业生产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在雅典这种现象最典型，因此经济自然也领先，雅典所产出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不光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行销其他地区。
一、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带来的重创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公元前年，持续到公元前年才最终结束，是一场对古希腊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古希腊城邦被拖进了不断衰落和争斗的深渊，并最终被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所征服。斯拉西布鲁斯作为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与战争的各方都有密切的关系，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拉西布鲁斯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死于公元前4世纪初，正是希腊世界的古典时期。而他活跃在政治舞台的时间至少是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这世纪相交的20年中希腊世界的环境与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大不相同。在第一个10年左右的时间里，雅典发生了革命，雅典帝国瓦解，这座城市在斯巴达及其盟友面前被击溃。雅典经历了三十僭主政府、内部不和以及最终在斯拉西布鲁斯的领导下恢复了民主。同时斯巴达取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后，越来越傲慢自大，她的盟友也越来越不满，彼时东方的波斯也准备恢复对小亚细亚希腊城市的控制。在第二个10年里，雅典从几近灭亡中部分复苏。她和许多斯巴达昔日的盟友与波斯联合起来对抗斯巴达，同时为复兴帝国而做出了坚定的努力，却并未成功。
雅典之前曾遭受过两次可怕的灾难，分别是公元前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的瘟疫，以及公元前年西西里远征队的彻底毁灭。公元前年的那场雅典大瘟疫据《剑桥插图医学史》记载，甚至导致了雅典四分之一的城邦军队和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亡。而西西里远征则使雅典损失了名重装步兵和骑兵，加上数目不详的雅典水手、数千名盟友和大约艘船。雅典这种人力上的流失，一直持续到羊河口一役。这些损失是雅典社会的创伤，没有一个家族能够幸免于难，有些家族甚至消失了。这种规模的伤亡动摇了民众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动摇了许多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二、战争和灾难使雅典几近破产
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的20年间，雅典几近破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国家积累的约塔连特的储备款，除了应急储备金塔连特之外，几乎都在西西里远征结束时用光了。没有赤字财政，因为并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另一个国家，即使是雅典，因此一旦积累的储备款用完，雅典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当时在海上维持一个三列桨战舰，需要支付每个船员半塔连特到一塔连特不等，所以一个80人的舰队每个月的费用就在40塔连特到80塔连特之间。随着储备金的消失，保留一支舰队的迫切需要解释了之后雅典人不断地努力从盟友那里征收贡金、掠夺叛乱者和波斯人领土的举动。而这种努力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敲诈、勒索和抢劫，也不无道理。
失去家人、失去安全感、失去对这个社会甚至对神灵的信仰，那么雅典人对将他们带入悲惨境地的民主制度和城邦结构本身失去信心，就并不令人惊讶了。将瘟疫或西西里战役的厄运和不幸归咎于民主或许是不合理的，但将无能为力的事情归咎于政府是人类的弱点。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由克里昂等人领导，克里昂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但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残暴、虚荣、目光短浅的一面；被亚里士多德称为雅典最有名望的三人之一的尼基阿斯，在西西里岛因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死；而亚基比德，比起城邦的领袖更像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才，他遵循着个人利益高于城邦利益的行事准则几乎毁灭了他的国家；还有一些人，比如安德罗克利斯，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和激情置于国家福利之上。像斯拉西布鲁斯这样的人，可敬、诚实、真诚，是一个相当大的对比，但这一定会让他的同代人踌躇，让他们怀疑他是否真的像他看起来的那样，或者他是否有什么问题。
在西西里灾难后，雅典人开始寻求一条更好的政治道路。在一些人看来，斯巴达人无疑是希腊世界的成功者，因此认为像拉栖代梦人那样生活是个好主意。同时波奥提亚人以重装步兵制为基础的寡头政治使那些不服软的人变得有纪律并屈服，也使一些雅典人认为实行波奥提亚式的寡头政治会对城邦有利。穷人们在海军服役，却必须支付抽签分配的各种工作的报酬；一些人由于高额的费用认为他们应该被排除在治理和审议费用之外。其实早在公元前年的伊菲亚忒斯时期起，生活无忧的雅典人就已经对民主政治不满了，但这种不满直到叙拉古灾难后才得到广泛支持。
公元前年到年的雅典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这一时期的雅典，我们可以通过希腊悲剧看到那种突然的变化和突然的灾难。饥饿和死亡离大多数人并不遥远，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如果一个人能从严酷的童年生活中幸存下来，那么妇女的产床和男子的战争都是严重的危险，即使平均算下来，一场战争会使战胜国损失5%的人口，战败国则是14%。军事作家告诉我们，任何超过四厘米深的矛或剑都几乎是致命的，伤口感染是无法治愈的。正如雅典人在叙拉古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囚犯们的日子过得很糟糕，而现代军事手册中有关野外健康的内容所担心的疾病肯定已经造成了他们的损失，就像他们在现代野外卫生设施发展之前所做的那样。有许多为死于分娩的妇女而建的纪念碑，一些对骨骼遗骸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寿命比男性短得多，大约是5到10年。
三、蛮力维持下的盟邦统治
在这个时期，雅典被大多数希腊人从心底里厌恶，认为它是一个暴君国家，靠蛮力维持着对盟邦的统治。伯里克利称雅典为“希腊的学校”，但大多数希腊人不这样认为。雅典的近邻，波奥提亚和麦加拉，憎恨她，鄙视她，正如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中对麦加拉的描述，以及修昔底德对波奥提亚的描述一样，当时的斯巴达被许多人视为解放者。
公元前5世纪后期是信仰两极分化，情感变得原始的时期，雅典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几乎贯穿了斯拉西布鲁斯成年后的全部生活。所有的不幸，瘟疫和西西里人的失败，都是在雅典民主的标志下发生的。
在希腊人看来，民主是所有男性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法律的制定和法院的工作。在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世界里，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当时大多数人和现在的人一样，很愿意让别人来做这件事，通常的政府形式是寡头政治。民主国家长期存在着选民冷漠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为出席大会买单是为了确保达到法定人数。事实上，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伯利克里的改革开始，为公共服务付费就是民主的一个标志。寡头们通常不向政府的成员支付任何费用，除了偶尔的开支,间接也导致了高层腐败的出现。
雅典实行的民主是昂贵的，雅典人的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用于公共服务。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政府每年的收入是塔连特，其中塔连特来自帝国的进贡或其他款项，其中一些可用于战争。剩下的塔连特被指定用于游戏、节日和其他政府内部用途，而不是用于战争。修昔底德说，在西西里远征的时候，维持一个三列桨战舰每月大约需要1塔连特。一支由艘船只组成的雅典舰队只航行了两个月，就用掉了塔连特，相当于帝国收入的三分之一。一旦所有储备耗尽，就没有赤字融资可用。换句话说，帝国意味着进行战争、积累储备以及寻找资金，失败意味着根本无法作战。
总结
雅典民主要在战争环境中生存，帝国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没有来自帝国的收入，获得资金的唯一途径就是削减国内的资金。切断神圣的资金可能会侮辱神，这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事，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而削减海军船员的工资，取消陪审团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将节省一大笔钱，那么废除民主制就会得到更多。因此，像斯拉西布鲁斯这样的优秀的民主主义者也是帝国概念的热情支持者，而寡头们却没有那么热情。
诚然，公元前4世纪的民主雅典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维持着自身的统治，但发展得并不是很好。在战争进行的时候，总会有长期的短缺，和绝望的转变。而事实上，斯拉西布鲁斯为了从一个不情愿的地方筹集资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和其他雅典人复兴帝国的努力表明了雅典民主政策的倾向——提供可支配收入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