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春秋战国为何最终走向统一，而古希腊则不能？天下观与人神观，权力积聚与分散
春秋战国在历史的时间轴上是与西方的古希腊几乎完全重叠的，而这两个历史时期影响着东西方的历史，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文化思想多元、博大精深的繁荣时期，春秋战国有诸子百家争鸣，古希则是哲人辈出、多派林立；各自开创了璀璨的华夏文明和爱琴海文明。
春秋战国，周室式微，诸侯林立；而古希腊，城邦遍地，独立发展，但春秋战国经过数百年兼并战争之后，最终被战国七雄之一秦国统一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持续到现在；反观古希腊，尽管经历无数次战争，但始终以独立的政治单位分布于西欧世界中。
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同样思想文化繁荣，同样充满独立的政权体系，为何春秋战国的各诸侯国最终走向统一的帝国呢？而受古希腊城邦制情结影响，西欧至今没成大一统国家？我们从国家形态、政权组织形式、权力分配以及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古希腊，自城邦形成以来，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体，具有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特征的政治集合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现在意义上的主权形式；但中原诸侯国，以“尊王攘夷”，名义上在周天子统治下的国家，各诸侯国都不敢独立称王；我们继续往下分析：
国家形态：诸侯国与城邦
诸侯国与城邦分别是春秋战国和古希腊主要行为体，两者都具有相对独立自主的特性，但两者的主要差异是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两种不同形态孕育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圈的核心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人民的结构主体是农民，主要的谋生手段是农耕，除非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者重大战争，鉴于土地性质的固定性，否则华夏人是不会改变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所以说，华夏文明就是依托土地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农耕经济构成它的内核，在生产关系上，主要是围绕着家庭，并以血缘宗亲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具有内部伦理道德的约束力。
诸侯国“家天下”思想，古希腊城邦崇尚个人主义孔子把“家”作为其理想的大同社会的构建基础，并以家为核心建立起了一套“宗法”、“等级”、“封建”三位一体的社会政治模式，而这种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培育出来以农为本、稳定内敛、知孝达礼、多元一体的文化特性。
古希腊是以半岛、海岛、山地为主要地貌发展起来的，航海交通发达，商业贸易繁盛，这是依托于海洋发展起来的文明，城邦内的居民以商人为主，人口流动性大，而商人经常与抽象数字打交道，所以古希腊人抽象思维逻辑能力很强，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基于抽象逻辑理念假设出来的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型。
而古希腊人崇尚个人力量，信奉个人主义，在城邦制度及整体的选择上倾向于坚持主权和直接民主原则，完善并发展了与民主政治相匹配的民主机构与制度；古希腊人在海洋文明的孕育下，具有开放、平等、理性、民主、崇尚个人力量等特性，这与华夏文明有着很大的区别。
诸侯国是周王室的附属国，而古希腊城邦具有相对独立性诸侯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基本的政治行为体，在周朝王室衰微的情况下下，逐步以独立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但早期的诸侯国并不完全具备政治上的合法性，最初建立的缘由是以宗法血亲为纽带，拱卫辅佐周王室。诸侯国被视为是周王室的附属国，是“天下”大家的分支，周王室才是唯一的君权神授的合法政治行为体。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日益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连续多年的战乱征伐导致“礼崩乐坏”，但周天子还保留着名义上的“天子”权威，有违宗法秩序和伦理纲常的行为，被视为是“无道”，这要受天下诸侯国共同讨伐的，但不可否认，日渐独立的诸侯国是华夏地区无政府状态的直接推动者，也是华夏体现演变的基本行为体。
古希腊的基本行为体城邦与诸侯国不同，城邦除了疆域比诸侯国狭小外，还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古希腊人很看重个体的独立并顽强地坚持着他们的各自独立，即使被“霸权”大国臣服，即使被霸权大国控制，但很少被大国吞并。
在古希腊的文明中，并没有什么最高政治权力或者什么王权能够管辖全希腊，这些城邦历来被希腊人视为是独立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单位。
政权组织形式，宗法礼治与民主法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诸侯国与古希腊城邦是不同的，诸侯国明显是政合一的君主制度，而古希腊城邦是多种政体并存，但更多地偏重于法律之治的民主制。
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君主政体的产生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家庭关系是传统会关系的基础，先秦礼治就是家庭管理方式的推广和延伸，孔子治天下的理论也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孔子认为道德修养主要集中于家庭伦理方面，和睦的家庭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石，只有在家庭中实行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国家才能实现“君仁臣忠，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才能实现“天下太平”的境界。
君主制的诸侯国与民主政体的古希腊城邦正是崇拜“宗族”主义、家族主义的历史传统，华夏地区自始至终只存在一种君主制政体，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相当于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其神圣的权威不可侵犯；这种政体同样表现在诸侯国内部，各诸侯国君王掌握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一切权力，可以决定是否对外发动战争，是否签订盟约，君主纵横捭阖的能力，决定着诸侯国的兴衰成败，所以诸侯国是一种实质上的君主制。
反观，古希腊时期，具有民主法治传统，而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独立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作为领土疆域比较狭窄的城市国家，其社团型共同的社会生活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土壤，而法律则是民主政治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古希腊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的议事机构、公民大会、评审法庭等参政议政机构。
除此之外，古希腊还存在贵族制、僭主制、寡头制、混合制等多种政体，但古希腊人认为除了民主制，其他的整体都是对人民主权的僭夺，良好的民主政体才是城邦走向强大的因素；这种政体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其思想影响深远，这也是古希腊城邦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帝国的原因。
权力积聚的诸侯国与权力分散的城邦如果从权力方面考虑，从历史传统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地区，始终有一种最高的政治权威凌驾于诸侯国之上，其权力特性是积聚性的；而古希腊城邦之上从来没有一个最高政治权力笼罩它，其权力发展呈现出多维性，所以说，古希腊的权力特性是分散的。
华夏地区“君权神授”，古希腊城邦实际上无最高权威
从政权合法性来看，诸侯国在历史的大变革中由非独立的从属合法性，转变为相对独立性较高的合法行为体，而古希腊的城邦自诞生以来就以高度自治的姿态出现的，一直作为完全合法的行为体活跃于政治舞台。
例如，春秋战国，先后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权力拉锯战，最后依然朝着一体化、统一化的发展，内在的动因就是权力高度积聚化所推动的；但在古希腊，除了远古时代传说的“万民之王”，有名义上的最高政治权威外，其一直处在权力高度分化的无政府状态，例如“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等，它们不过是联盟关系，盟主国并没有像“周天子”那样“君权神授”的最高王权。
华夏地区多极化主导，而古希腊城邦是“两极”古希腊地区虽然也有城邦争霸战争，霸权从雅典手中转到斯巴达手里，后来又转到提佛手里，但这些霸业对城邦控制力很弱，并没有把古希腊地区连成一个整体，反而使权力更加分散化，导致古希腊地区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
无华夏地区曾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多极”格局，古希腊地区也有“雅典、斯巴达”两极格局，但这个“极”是不同的。春秋五霸是以“周天子”的名义进行会盟然后确定各自的地位和权威的，战国七雄通过兼并战，以武力的方式最终使华夏地区朝着大一统地方方向发展；这个极，起到主导的作用。
在古希腊，各城邦之间发展程度不同，雅典、斯巴达是两个实力最突出的城邦，后来发展成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这两个国家都有同盟，而希腊的其它国家时而参加雅典，时而参加斯巴达；雅典和斯巴达长期以来通过盟约或战争来主导古希腊地区的秩序，这与中原诸侯国是不同的。
华夏地区侧重土地，民心的争夺，而古希腊城邦矛盾复杂
争夺的矛盾不同，华夏地区诸侯国主要集中于陆权的政治权力之争，例如，对土地、民心的争夺，共同角逐霸主地位，在争霸的过程中，各诸侯国君主致力于发展农业、经济、军事建设，还重视以德治国，注重吏治，重视民心所向，这是与古希腊城邦最大的不同之处。
古希腊城邦除了权力、利益之争外，这些城邦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有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有不同政体之争，有党派矛盾，还有地缘政治权力之争既海权和陆权之争；除此之外，古希腊城邦在夺取的土地上，进行殖民统治，对占有的领土实行掠夺性的控制，城邦与殖民地是隶属关系，这与诸侯国争霸兼并之后的管理完全不同。
诸侯国重礼治，城邦重法治
诸侯国的礼治以“家”为基本单位，把家庭伦理推广、拓展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制度法则，例如，孔子的“礼治”注重的是“仁”的修养，尤其注重家庭伦理道德，内有“仁”德，外遵“礼”制，即“内仁外礼”的方式。“仁”是礼治的内核，内在地约束自身的言行举止，而“礼”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构成整个“天下”的基本框架。
与华夏地区厚重的“礼治”传统和内化约束不同，古希腊城邦更注重的是法律契约，这种契约主张采用法律的手段来抑制无止无休的战争，他们认为最大的善事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法律应该为城邦间最大的善服务，成为和平的工具。城邦公民集团采取“轮番为治”的原则，这就要求城邦必定是法治国家，必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律出来；出来法律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城邦间还经常制定条约、盟约、协定等方式对城邦之间的政治、商贸、外交以及战争冲突加以约束。
此外，古希腊城邦还建立一种分工合作关系，例如根据天然禀性，要求城邦在其擅长的领域生产出的产品，不仅要满足本邦需要，还要满足外邦人的需要；总之，城邦的法治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对个人和城邦恶的一面进行约束，从而实现社会和平。
讨论
笔者认为，春秋战国的“天下观”与古希腊“人神观”，这两种国际体系观对两个地区未来的政治走向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也是两个地区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信仰、风俗及观念潜移默化的结果，并深刻地体现在两个地区先哲们治国理政以及维持国家秩序的思想中。
华夏地区，天下一体思想深入人心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上，呈现出的是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即有法家、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共存互补，最终在思想文化上归于天下一体，华夏地区自古就敬畏天的力量，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观念上，认为儒、道、墨、法、兵家等诸子百家中都有一种“天下”的思想，这是对整个世界的宏观认识。
华夏人常常将人和国家的命运归源于天，每逢重大节日都要祭天，这就是“天命观”，而君子又是天子的化身，正是由于对“天”的崇拜，才形成“天子”始终高高在上的地位；在儒家思想中，“天下”是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治伦理概念，远远凌驾于各诸侯国之上，天下太平才是各诸侯国最终奋斗目标。
我国传统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宗亲、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天下”就是一个家族更大的外延，故每一个人都将“修身、齐国、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的理想追求；此外，在政治体系中推崇王道政治，崇尚道义和道德的感召力，轻视利益、武力，特别注重大国之间道德示范作用，如果国家之间喻于义而轻于利，自然会减少战争的发生。
古希腊人性化的神，无力消除城邦内部隐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古希腊文化对城邦的影响，古希腊文化方面是呈现多元的发散性，尽管里面有“团结”因子，但“人神观”本来就是多元且分散的思想格局；古希腊城邦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尽管在宗教、语言、风俗、观念、制度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是有利于团结的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外敌来犯时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但古希腊的“神”不同于华夏地区的“天”，他们的“神”往往都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各具异能、性格迥异、各司其职居于奥林匹克山上，当面对外来侵略时，他们能以“神”的名义共同抵御外敌，当外患结束后，“神”却无力消除城邦的内患，神更多的是服务于城邦利益的。
并且，“神”或者立法者以“神”的名义制定他们城邦的法律，法治即为神性之治，是保护所有个人和城邦的，当某个城邦要进行兼并战争，或者统一天下时，这就与神所制定的法律相违背的。
总之，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主体文明，这两种文明内源性不同，其内发机制也不同，华夏地区多元为一体，使得中华文明能在“和而不同”的框架内，兼容并蓄，海乃百川，延绵不绝；而古希腊城邦思想文化，多维化，多元化并不具有包容性，最终以人性化身为主的“人身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而“天下观”最终形成大一统国家。
综述
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与古希腊地区都是继承、融化、吸收、或者淹没了各自前代几千年古代文明基础，最终发展成一种新的文明或者文化方式；从彼此的历史背景来看，战争与冲突是这两个地区的常态。
春秋战国，周天子控制力下降，名存实亡，而古希腊在这个时期段也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合纵连横，而古希腊城邦玩弄权术，争相诉诸武，战争一直伴随着这两个地区的格局变迁。
这两个地区都有一套惯例和规则用于结盟、战争、国家交往等过程，他们当中有很多思想与现代的战争法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不论是，推崇法律的古希腊，还是推崇礼制的春秋战国，均体现了利用制度来推进国家间的合作及维持地区的稳定。
在构建主义视角下，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体系，在这时候开始出现差异性，文明的分野也开始沿着迥然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例如，在华夏地区，“天下”观念逐渐生根发芽，也正是这种文化观念促成后来的大一统的中华文明形态；而古希腊的“人神观”，则创立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推进西方以帝国的文明形态向前延续。
参考文献：《古希腊》、《史记》、《国语》、《战国策》、《论语》、《理想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