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淳散文
-07-:40
发表于江苏
古代雅典，一个小小的“城邦”（polis）——不是有些国人理解的“城市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城市的“小国”。而古希腊有些polis，包括一度最强大的polis斯巴达，是没有城市，甚至没有城墙的。（作者：秦晖）
但斯巴达与雅典都是“公民政治共同体”，它们也在这个意义上被视为两个城邦即polis，并由此衍生出politics（城邦公共事务，即“政治”）、policy（城邦政治给出的公共事务细则，即“政策”）、police（城邦治安，即“警察”）等起源于西方的近代概念。
当然雅典这个polis不同于斯巴达，她不仅有城市和城墙——乃至古代罕见的、不仅保卫一个“城市”而且保卫同一政治体内两个城市（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双联城墙”，更重要的是她有高度发达的公共政治参与模式——民主政治。这使雅典获得了“民主发源地”的美名。
在古典民主时代，雅典城邦人口按不同估计在20~40万人，土地最多时也仅约平方英里，只相当于中国今天的一个小县。即便在古代所谓“地中海世界”中与埃及、波斯、罗马、迦太基、马其顿等相比，也也只是一个蕞尔小邦。甚至在今天希腊版图内，雅典领土也不及斯巴达，更不及后来的马其顿，很可能也不及此前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一些“宫廷国家”。
而且即使在古代，雅典也并非总是“民主”的。“黑暗时代”与“古风时代”的雅典曾与前共和时期的罗马一样，处于所谓的“王政”之下，当时的雅典人受王（巴塞琉斯）统治，公元前年左右结束王政后又由贵族统治。
按一般的说法，她的民主转型始于公元前年的梭伦改革，粗成于公元前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而在所谓的伯里克利时代达到全盛期。
▲梭伦改革
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就走了下坡路。尽管从形式上看战后的民主似乎更加“激进”，但一般认为实际上这恰恰是它陷入危机的体现（本书作者奥博并不这么看）。
公元前年雅典落入专制的马其顿控制下，民主政治基本没落——一般认为它在公元前年最终被废弃。接下来，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雅典作为一个有限自治的城市，虽然还保留了一些古典传统，但“伯里克利民主”已经不复存在。
历经拜占庭、十字军拉丁君主、威尼斯和奥斯曼时代后，雅典已经基本被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同化，以至于近代民主宪政的潮流从英、美、法兴起，乃至席卷欧洲后，雅典仍长期成为欧洲“被民主遗忘的角落”，宪政进程非常坎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初兴，军人政权下台，希腊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才开始了现代民主的时期，雅典也才找回了她失落了两千年的“民主传统”。
总之，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古典的“雅典民主”从梭伦改革到马其顿控制，满打满算不过两百多年，初期贵族政治成分还很大，后来也有多次寡头和暴君统治的插曲。典型的“伯里克利民主”实际只有几十年，最多不超过一个世纪的实践。
▲伯里克利时期的公民大会
但是，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少的人口和（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而言）这么短的时间，却都无损于“雅典民主”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巨大影响和持久光辉。
古典民主时期，雅典经济发达（以那个时代的标准论）、政治清明（那时或许有决策错误或“多数暴政”，但即使批评者也承认，滥用公器的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是基本没有的）、文化鼎盛、思想解放，其群星灿烂之光穿透后来的千年黑暗，一直在启迪后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始终与贵族（寡头）制、独裁（僭主）制乃至所谓“东方专制”不断地斗争，民主政治内部的“好民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和政治）与“坏民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暴民政治）也在时时纠缠。
这与历史上常见的宗教、文化、种族纷争不同。在同一种族同一文化传统中的这种政治制度的比较样本，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同时，民主雅典对当时希腊城邦世界“国际政治”的参与，也不同于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同质性诸侯问鼎、“群雄逐鹿”与列强争斗。除了无疑存在的霸权争夺成分，还有明显的制度较量内涵。
正如修昔底德评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所言：“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
显然，与今天完全把国际关系当成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的一些庸俗“国际政治学者”不同，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得出“老大”一定要掐死崛起中的“老二”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论。
他虽然不否认雅典与斯巴达冲突有争霸色彩——是个人都能看到这些。但他更深刻的是看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国与国冲突的背后，本质上是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冲突，这与“五霸七雄”之斗是不同的。
在这个意义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冷战”（不仅指当时还没有热兵器，更指这实质上是两种制度之战）。但是，这次的冷战结果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这对于仍然要面临制度比较、制度竞争、制度冲突的后世民主派而言，也是重要的“教训”遗产。
秦晖为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一书所写的序言
江淳纵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