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米提利尼事件，说明了民主政权长久存在的某些潜在缺陷，而古希腊人所意识到的比这多得多。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对许多民主政权提出的最明显的批评，使得公民权利通常只适用于有限的特权群体，而这一群体有时只在总人口中占少数。以美国为例，想想非裔美国人为了摆脱奴隶制，获得平等的权利而进行的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虽然美国作为一个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的所谓“民主制国家”，已经建立超过两百年，但非裔美国人真正被纳入这些理念之中，只有短短几十年。同样，在美国诞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根本无权平等地投票或参与政治。想想自己的历史，我们无法轻率地谴责年前的雅典人不给妇女和奴隶公民身份。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与古雅典相关的两个角度评析一下民主体制的其他消极方面：首先我们将看希腊知识分子自身对这一体制的批评，然后我们将审视雅典在民主制时期的一些作为，看这些表现与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描述的崇高愿景是否一致。
民主的概念诞生不久，希腊哲学家已经对民主制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并指出了它存在的一些潜在缺陷。其中最大的担忧是，民主政权给公民太多自由，他们要么会滥用这种自由，要么会利用这种自由，谋取私利，对公益置之脑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在民主制国家中，“充满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在现代人听来，这种程度的自由像是一种赞美，其实柏拉图意在批评。他接着描述了他眼中大量自由的后果：
“如果你有能力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又或者你若不愿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人可以逼你；如果在打仗，你可以不上战场，又或者你讨厌和平，也能在和平时期发动一场战争。”柏拉图将自由比作一种让人上瘾的麻醉剂：民众获得的自由越多，渴望的自由就越多，直至所有的自律都消失，当个人毫无约束地迎合他们更卑劣的本性时，道德就会沦丧。
柏拉图认为，最后，社会差异会瓦解，直至被消除，这样一来，年轻人就会不尊重长辈，孩子会反抗父母。在柏拉图看来，随着个人自私地追求自利，不惜损害整个社会，民主政权所允许的自由不可避免地会被滥用。许多古希腊哲学家对人性持相当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民主体制受到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允许人们放纵自己的欲望，而“大多数人喜欢过放纵的生活，因为他们觉得放纵比克制更畅快”（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他们看来，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必然会退变成“一种无政府的社会形式”（《理想国》）。
哲学家们普遍批评民主的第二个方面是，雅典的民主制严重依赖随机选择。许多政府职位都是通过抽签补上的，一些哲学家认为，就算是在生活中，我们也不愿意哪项任务让随机选出的人来做，而不选培训过、有技能或有经验的人来做。苏格拉底在一次对话中指出：“没有人会想用抽签的方式选择舵手、木匠或音乐家，更别说选择城邦领导人了。”（色诺芬，《追忆苏格拉底》）雅典人并不反对咨询专家，比如，苏格拉底在另一次对话中指出：“当我们召开议会，商讨建造一座建筑物的议题时，我们请建筑师提供建议，当商讨的议题是建造船只时，我们请船工。”（柏拉图，《普罗泰戈拉》）
然而，当涉及管理国家的问题时，雅典人愿意将这项任务委托给随机挑选的人，不论他们智力高低，是否睿智。柏拉图绝望地得出结论，民主“将所有人平等对待，无论实际上他们是否平等”（《理想国》）。这样说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抽签选出的地方行政长官毕竟还要具备基本的办事能力，不然也会被议会罢免。而且，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管理这个城邦”。不过，雅典人愿意让普通公民参与行政管理，这还是挺令人惊讶的。
许多希腊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伯里克利的信心，他们不认为一般公民有能力行使至高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民主体制是穷人剥削富人的一种手段。一段著名的批评，来自一位“老寡头”，他直截了当地将民主定义为“一种下等公民，以牺牲上等公民的利益为代价，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伪）色诺芬，《雅典政体》。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哲学家的认同，包括柏拉图，他说：“贫民取得胜利，将对手处死或流放，然后与其他人平等分享权力和公民权利，民主政权就是这样产生的。”
亚里士多德更强调财富的作用，他认为，真正的民主体制，不仅仅是让权力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还必须将“自由”和“贫穷”算进去。在他看来，“只有当那些自由、贫穷、占大多数的人掌握了政权时，民主体制才诞生”。他认为，民主体制的目标是，以牺牲国家整体利益和富人为代价，造福穷人（《政治学》）。正是这种对普通人掌权的能力及动机的怀疑，促使柏拉图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应掌握在一小群理性思维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手中，即他的“哲学王”。
除了通过梳理古希腊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哲学方面的反对意见，历史还给了我们第二种评判雅典民主政权的方法，即审视雅典在民主时期的所作所为，看雅典人民做出的决定是否明智，以及一种检视方法，看雅典在实际行动中，是否遵守了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所表达的理想主义原则。这样的评判方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有关民主时期的雅典的记录不可能全部可靠；其次，民主时期的雅典是否功大于过，还存在可辩驳的空间。
我们不妨从公元前年波斯入侵到公元前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段谈起。当时，雅典显而易见是希腊地区最强大的，因此在选择对待邻国策略上有很大的自由。雅典在这段时期所做的，是扮演帝国主义强权的角色，用军事力量统治其他城邦，奴役或杀害反对他们的人，强迫其他城市向雅典朝贡，并在从属领土建立雅典殖民地、派兵驻守。雅典对其帝国的控制，还有另一个不光彩的方面，雅典人不仅强迫所谓的盟国签署条约，还让他们的全体公民向雅典“忠诚宣誓”。其中一些誓言保留至今，除了承诺不反抗雅典、不援助叛军、缴纳所需的贡品之外，别国公民还必须宣誓“服从雅典的民众”，甚至“热爱雅典的民众”。
我们已经从米提利尼岛三桨战船竞赛之前的事件中看到了雅典侵略的一个例子。但这绝不是个例。还有一个发生在同一时期的著名事件也反映出了雅典民众的潜在残暴，这就是“米洛斯事件”。雅典人威胁崇尚和平的米洛斯岛，宣称他们必须臣服雅典帝国，结果被米洛斯人拒绝了。米洛斯人称，他们珍视自己的自由，结果雅典人用暴力制服了他们。
这样的事件表明，雅典并没有始终坚持“葬礼演说”中包含的价值原则，至少没有一视同仁地使用这些原则。对待其帝国时，雅典人一再表现出一种狂妄，认为他们比其他城邦优越，而这种优越成为他们霸道和做出不道德行径的理由。雅典政治结构的核心理念，是选择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而他们却拒绝给予其他城邦（比如米洛斯）的公民这些权利，这显然是一种双重标准。现代批评者有时也指出，当代民主政权的行为中，也有类似的倾向。比如，美国有时被指控欺负其他国家，有种优越感，参与动机可疑的战争，与此同时还妄称道德正直。当然，这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然而很明显，虽然有时不能否认有好的初衷，但民主国家确实经常做出这种“双标”行为。
结语
最后，希腊人认识到民主体制一直存在的，也可说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人民可能会受到虚伪的领导者欺骗，这些领导者煽动人民的情绪或利己心理，促使他们做出鲁莽、愚蠢的决定。言论自由的原则虽然也有积极的方面，但也为那些擅长鼓唇弄舌、煽动人心的人打开了大门。演讲术，即公共演讲的艺术，在古雅典达到非常精深的水平不足为奇，而那些具有演讲天赋或者通过后天训练擅长演讲的人，可以利用这一能力获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