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大流行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有关疾病本身的基本问题，全世界的科学家也无人能够准确回答。
尽管如此，疫情已经对我们带来了可以感知的影响，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新冠病毒不仅制造了无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场景，而且几乎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一切。
我们邀请13位不同领域的思考者，试图回答“什么将被病毒彻底改变”这一问题。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所有的参与者都相信，危机时刻也给我们带来机遇，通过更健康、更包容的生活态度；更先进、更人性的现代技术；更有效、更良善的治理方式，在共同度过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后新冠时代”终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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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天任：
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将更加重要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与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等。著有《碎化与整合——中国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
危机管理研究中有所谓“六月法则”，即如果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六个月内没有进行深入反思并总结有价值的经验，那么则可能浪费了危机事件所可能带来的政策机会窗口。从社区治理角度来看，本次新冠疫情所反映出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值得反思，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疫情之后的社区治理创新之路又在何方？
从问题的角度来看，有三方面是较为重要的。第一，如果缺乏社会力量和对不同的声音包容，就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二，国家如果无法承担“元治理”职能，同样也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三，社区层面的危机管理和公共安全规划也暴露出了不足。具体到社区安全层面，基本演练、基础设施、场地空间、应急物资、风险意识、防控宣传等均需有所反思。
从经验的角度看，结合中外社区治理，同样提出三点探讨。第一，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大多数居民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公民意识，大多数居民积极主动配合政府进行自我居家隔离，这从根本上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顺利开展。与欧美国家比较，东亚国家的社区民众在危机时刻展示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强调的是，在危机时刻戴不戴口罩、是否主动配合体温检测、居家隔离，是公民的基本伦理道德，谈不上意识形态或文化习惯。
第二，国家基础性权力与社区自治的重要性均需得到认可，二者的良好互动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看到，志愿者们在社区、医院、隔离酒店、火车站、机场等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的力量。然而，疫情在欧美地区的快速蔓延，也让我们看清，若没有国家发挥“元治理”功能，公民社会不能独自应对如此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比如，美国应急管理体系被公认是样板之一，但在新冠疫情面前，决策系统出现问题，社区不能独善其身甚至还面临更大风险。而韩国、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有效的隔离和检测措施，也是因为具备了欧美国家所欠缺的“基础设施性权力”。
第三，新兴技术及其新兴业态在社区防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对保障疫情期间中国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对社区防控的有效开展，贡献巨大。
尽管数据安全立法还有待完善，数字政府和智慧社区建设也还有长路要走，但安全重于自由的理念会得到更多认同。当然，这种安全观应该以对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限度之尊重和保护为前提。
面对未来，所有的反思和经验都会成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但疫情之后世界并不会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只有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或许才会认识到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阶段。由于发展不均衡、代际变化以及技术化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社会风险实际上要更加复杂——风险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任何人、任何国家如果自以为得益于风险，也必将被风险所“回报”，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所有人的风险意识和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无疑更加重要。
或许，新冠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年轻人（80、90后）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此意义上，疫情后的中国社区治理变革无疑将是巨大的。
代际变化和技术革新作为基础性的两大动力源，将推动所有反思和经验，以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
疫情后的社区治理将是在法治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平衡的过程。如果说传统社区依靠情感、抑或单位来实现社区之治，那么今后的社区治理则必然更加需要依靠契约、法治，依靠国家维持基础社会秩序和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并在这一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
新的一代是互联网的一代，是更加自信和独立的一代。智慧社区这一图卷正在徐徐铺陈，缓缓打开，新一代的社区也将超越其边界，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凝结为共同体。
我们走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端，面对这个日益技术化的高风险社会，我们将没有前例可循，只能独立面对未来，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教科书或者韧性社区的技术手册可以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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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大城市将会更强大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大国大城》《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
一场新冠疫情重创城市经济，尤其是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让人们产生疑问：大城市是否过于脆弱？大城市将向何处去？
纵观人类历史，城市就是在“战疫”过程中成长的。今天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在年前伦敦发生霍乱疫情之后建立起来的。从那时起，尽管世界范围内不时有传染病发生，但大城市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出现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普遍现象。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大城市理应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加大投入，使得大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加强。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的发热门诊数量远远低于新加坡，医院的传染科也不受重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都有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疫情正是“化危为机”的时候。补上短板之后，大城市将变得更加强大。
这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在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比较偏重于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经济，但是对于公共服务比较忽视。尤其是在户籍制度仍然与公共服务挂钩的背景下，大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他们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规划中。
最为突出的问题还不在医疗卫生，而在教育领域。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在本地上公办学校门槛仍然较高。高中教育（除职业教育外）更是管制严格，基本上不对外来人口子女开放。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高中阶段教育迟早被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如果看到这一趋势，目前的高中教育仅向本地人口开放将是大城市的一个短板。
一段时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未来将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主要以社保缴纳年限和实际居住年限作为积分标准，这样的户籍政策改革将进一步松开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紧箍咒。最近的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意见指出，要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所有动向都提醒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少数超大城市政策上的例外，或许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缓冲。
在整个国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大城市不断规模壮大，将发展成为都市圈。这背后有两个推动力：一是在消费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需求越来越高；二是在生产方面，以创新、知识、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都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规律。
除此之外，中国的国情也要求城市大型化，以及大城市都市圈化。通过较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可以有效节省国土资源，提高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提升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竞争力。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也有利于保护脆弱地区的生态。
决定大城市发展的将是规划和政策。但是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是以地级市或直辖市为管辖范围，单独制定各自的城市规划，这远不能适应未来核心大城市向都市圈发展的方向。应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来推进都市圈建设。
这场新冠疫情的确使很多人对城市发展的路径产生了疑惑。所幸的是，最高决策层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疫情过后，在地方实践上大城市发展是采取往回退的策略，还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胆往前推进？答案不言而喻。
3
李晓江：
公共开敞空间将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主持过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重庆两江新区规划等）
新冠病毒在我国乃至世界大规模暴发，彻底打乱了城市发展的节奏，小区封闭，经济停摆，亿万民众只能居家“抗疫”。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与疫情下的狼狈不堪显得格格不入。面对疫情和灾害，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
现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和疫病的需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年，城市规划的经典文献《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和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公共开敞空间则是承担游憩功能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
随着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不断复杂，公共开敞空间的定义与其承担的功能也在不断地丰富多样。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城市和封建时代城市之间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现代城市的空间景观也因此区别于封建城市。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