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斗争史。不同的国家虽然因为地理地形、气候环境以及时代背景等因素产生诸多差异，也因此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并且在众多政权兴衰中还是存在相似的发展脉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究，古今中外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政权形态，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部落时代上古时代，面对大自然的挑战，人类的力量相对弱小。因而以血缘作为纽带的部落族群成为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权形态，但随着生存的需要，先祖们披荆斩棘，不可避免的与其他部落产生交互，交流的方式只有战争与和平。战争会出现强大部落灭绝或征服弱小部落的情况，亦会出现双方旗鼓相当最终形成平衡的情况。但随着人类工具的不断发展，从打制石器进入磨制石器时代后，部落联盟开始出现了。优先组建起来的部落联盟凭借强大的聚合实力四处扩张，成为国家政权的雏形。为了更为高效的整合各方资源，部落联盟往往会选举出一位首领最为联盟共主。
当部落联盟演化为国家，联盟首领变身为君主之后，原先的共治贵族们和君主的矛盾就爆发了。围绕贵族共治模式还是中央集权模式，不同历史时段、不同国家的选择大相径庭，但其中的脉络原理是共同的。
贵族共治模式占据绝对地位的案例
贵族共治模式下，君主的权力相对弱小，某些时候都没有君主身份的存在。具有此种政权形态的有英国君主立宪议会制度、雅典公民大会制度、罗马城库里亚大会以及后继的森都里亚大会制度、金朝初期贵族合议的勃极烈制度等。
雅典公民大会英国议会制度起源于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贤人会议和诺曼底时期的大会议，是典型的部落联盟贵族共治制度。然而当丹麦入侵和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国王的权势大增。强势的英王基于历史渊源，常常伺机征服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争夺法国王位。然而在数次英王和贵族的角斗之后，尤其是在“失地王”在位期间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至此英国议会宪政的雏形完成。此后虽然发生了惨烈的红白玫瑰战争，使得英国贵族耗损惨重，却再难改变贵族通过议会执政的进程。年“光荣革命”之后，荷兰威廉同意议会提交的《权利法案》，当代英国君主立宪制度成型。
如果说英国贵族最终以“虚君”手段占据政权绝对地位，那么古典希腊时期的雅典和罗马王国都走上了“缺君”的道路。雅典公民大会应当在提修斯改革之前就存在，但并非雅典最高权力机关，当时的权力机关掌握在国王手中，但随后被贵族控制。当贵族阶层不断下沉到公民阶层后，尤其是梭伦改革之后，公民大会的权力开始不断扩大。到了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扩大版的人公民大会彻底取代贵族会议，成为雅典唯一的权力中枢。与雅典类似的还有罗马王国，王政时期的罗马先后经历了库里亚大会和森都里亚大会时期。和雅典一样，罗马人最终同样驱逐了国王，以元老院加执政官的方式来达到贵族共治的效果。
罗马元老院金朝崛起初期，延续了部落联盟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草原贵族联盟以勃极烈制度合议国事。正因如此，早期金朝皇帝甚至曾因偷拿国库财产而被贵族惩罚，在座椅上被打屁股。只不过到了后来，金朝君主凭借越来越丰厚的财政收入，渐渐碾压了曾经共治的草原贵族们。
君主集权模式占据绝对地位的案例
有贵族主持朝政的案例，也会有君主专权的时候。君主通过和贵族斗争，成功化身为集权统治的案例有欧洲三十年战争前后的路易十四（太阳王）、战国时代纷纷变法的列国、西汉武帝时期以及阿拉伯帝国初期的四大哈里发时代。
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欧洲三十年战争前后，为了贬抑世袭贵族出身的侍臣，坐稳王位的路易十四不断提拔庶族，此时的庶族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广泛传播，已经能便利的接受知识，成为可被国王倚重的合格官员了。而春秋战国以来，竹简的大规模推广和社会生产力（耕牛和犁具进步），从庶族和落魄贵族中竹简形成“士”阶层，成为各国君主变法图强的重要助力。拥有完备官僚体系和雄厚财力的君主由此走向君主集权统治的模式。这秦皇汉武时期，被演绎的淋漓尽致，汉武帝正是凭借完备的官僚机器发动全国力量远征大宛和讨伐匈奴的。至于阿拉伯帝国本就建立在对各路绿洲城池的征服之上，从一开始便不需要哈里发之外的权力中枢，自然没有贵族阶层掣肘。
汉朝北击匈奴双方妥协模式下，君权占据上风的案例
贵族们和君主之间的权力争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有些时候也会出现相互妥协的稳固局面。比如东汉时期的豪族政治、神圣罗马帝国模式、元老院体系下的罗马帝制时代和清朝前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这种君权占据上风，但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案例。
清前期议政王西汉武帝时期，国力耗损巨大，造成从战国时期就渐渐被抑制的贵族势力重新抬头，化身为豪族。中央征战造成的财政负担成为农民身上的重税，为了躲避朝廷税收，不愿意落草为寇的农民只得投奔豪族，成为隐匿的人口。豪族壮大后开始干涉政局，先后扶持王莽和刘秀上位，并成为东汉外戚势力和朝堂朋党势力的主要来源，插手国事。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同样维持了形式上的皇帝统治，但在帝国内部却出现军阀或地方邦国林立的局面。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对贵族共治模式的妥协，罗马帝国皇帝同样不是东方帝国意义上的皇帝。至于清朝前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本为满洲上层贵族合议国政的制度，具备极强的军事民主色彩，但随着后期君主集权的发展达到顶峰，这一制度也随之消亡。
双方妥协模式下，贵族占据上风的案例
相较上一节所述的几个案例，东晋时期的士族与皇族共天下、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体系和匈奴鲜卑等草原政权，均属于贵族共治占据上风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贵族或由贵族演化的阶层势力巨大，往往能左右国家政策，但同时并不能完全摒弃君权的作用和影响。
东晋传承先秦时期贵族的豪族阶层，在东汉末年进一步演化为士族阶层，并深度影响了三国和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尤其以东晋和南朝时期，势力最为庞大，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当时的东晋朝臣大多是士族出身。春秋时期曾经的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势力大不如前，诸侯争霸时也仅将其当做一个旗号，却不在真心拥立周室了。至于匈奴等草原民族，因为游牧族群的高度流动性特征，必须采用军事联盟的模式，这是由草原的统治逻辑决定的。也正是因为草原政权的内在因素，当没有外部因素压力传导时，就无法形成庞大政权。当草原势力过大后，内部松散的统治结构注定引发内部分裂。
综上所述，世界上的每一个政权均会面临贵族和君主之间的争斗，并根据不同的背景条件，演变出不同的对峙政局，并由此诞生出众多形态各异的政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