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我们就一直沿着两种政治模式不断向前发展。第一种政治模式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以大河文明为例。第二种政治模式就是建立直接民主政治，以海洋文明为例。
世界海洋文明起源于希腊，希腊民主政治高度的繁荣体现在雅典，雅典通过梭伦的财产改革，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伯里克利的津贴改革，一步步完善了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执政的时候，民主政治达到高度繁荣的地步。
繁荣的民主政治需要相配套的政策制度来保障。为了维护民主体制的顺利进行，雅典执政官发明了陶片放逐法。但是雅典陶片放逐法到底产生于何时？又体现了怎样的立法原则？至今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
众说纷纭的创立者：陶片放逐法到底是是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思想表达还是其他政治者的产物？
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创造陶片放逐法，似乎已经成为定论，而且普通高中历史课本也是这样认为。但是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特别是考古资料的出现，人们对这一定论产生了怀疑。那么雅典的陶片放逐法到底产生于何时？
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众多学者，认为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创造的。因为雅典民主政治经过梭伦改革以后，雅典公民基本上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而继任的克里斯提尼为了维护已经确立的民主制度，采取了保障民主制度，放逐危害民主制度公民的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就是通过在陶片上写上不满意城邦的人的名字，让他们流放海外，不要影响民主。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克里斯提尼这个人创建了另一个特别新的政制，这其中就包括了陶片放逐法。
而且陶片放逐法的实施条件，就是投票必须达到票。但是在确立了陶片放逐法以后，票数一直无法达到票，也就是说明雅典公民人数没有实现直线增长。
再加上陶片放逐法的实施需要执政官的强大魄力，因为陶片放逐法可以放逐雅典的任何公民，包括执政官本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雅典在确立了陶片放逐法20年之内一直从未实施过，直到马拉松战役之后才开始实施。
另一派人认为陶片放逐法确立为公元前年左右，正好是马拉松战役以后。因为随着考古发现，在雅典广场发现了1万多块陶片，这些陶片经过碳24监测，基本认定时间就是公元前年左右，考古从未发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的陶片。
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历史学家完整的记录了梭伦改革时期制造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也记载了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包括五百人议事会在内的所有改革措施，但是唯独没有记载陶片放逐法。
支持持此观点的专家依然认为，陶片放逐法如果是在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提出，那么一定会在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实行。因为克里斯提尼在雅典的地位不像梭伦，也不像伯里克利，真的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改革的胜利，克里斯提尼很快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克里斯提尼的政治余威也大大减弱。按照此推理，一个失去权威的克里斯提尼，人们又怎么会在他消失历史舞台20年之后才想起使用他创造的陶片放逐法呢？因此这种观点也尚待考证。
陶片放逐法的产生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外患是斯巴达和波斯的威胁，内忧是僭主政治的复辟
无论陶片放逐法诞生于何时，是哪位高超的政治家创造的，这些都丝毫不影响陶片放逐法的历史作用。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陶片放逐法不是哪个天才的创造，它的产生有它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民主政治经过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刚刚确立，民主政治存在的根基还不稳，危害民主政治的势力依然存在。如果对民主迫害势力采取非常残酷的措施，很有可能会导致国内战争，把刚刚确立的民主制度推向深渊。
但是陶片放逐法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因为陶片放逐法可以把少数危害民主制度的人放逐出雅典岛，而且放逐的权利是被全体公民所有，不会激化执政官与迫害民主人士之间的矛盾。
同时陶片放逐法也是相对温和的一种措施，不会没收受害者的财产，受害者也不是永久的离开雅典。因此在民主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设置陶片放逐法有利于保障民主。
公元前六世纪末，雅典受到斯巴达的强烈威胁。斯巴达不仅与雅典处于战争状态，严重威胁雅典的国内安全，与此同时，斯巴达参与雅典内部的政治斗争，支持雅典的僭主政治，反对民主政治。甚至在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斯巴达还率领军队进入雅典城内，强制雅典人民投票放逐克里斯提尼。
到了后期，雅典与斯巴达矛盾开始减弱，反而与波斯的关系开始不断恶化。波斯与雅典被流放的人民相结合，不断骚扰雅典边境，并且还在马拉松登陆，雅典军队惨败。从此，波斯与雅典关系恶化，雅典国际环境动荡不安。
在此情况下，雅典执政者确立实施陶片放逐法，通过陶片放逐法试图挽救岌岌可危的民主制度，也通过陶片放逐法消除雅典内部的叛徒。于是陶片放逐法真正实施，先后放逐了大量的僭主，包括他们的朋友。
根据亚里士多德记载，第一位被流放者希帕库斯与僭主家族有关，是僭主派的领袖和朋友。第二位被流放者是麦加克莱斯。
公民真正参与政治，维护民主政治，是陶片放逐法的实施的效果。但同时陶片放逐法也有可能会被“有心人”利用，导致民主泛滥
无论陶片放逐法产生于何时，也无论它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产生的。总之，陶片放逐法的诞生，适应了当时雅典的国内国际环境，并对之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陶片放逐法的实施有利于雅典公民真正掌握政治权利。雅典是直接的民主政治，雅典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国家事务的决策。在雅典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政策往往是通过辩论做出决定。
如果辩论的双方，意见比较统一，雅典决策可以很快实行。但是如果辩论双方，意见不统一，而且也无法分出高下时，雅典公民不仅仅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进行投票选举，或者也可以通过使用陶片放逐法，把意见不统一的一方放逐出雅典，以此来维护国内政治意见的统一。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典公民真正掌握民主权利，雅典公民是城邦的主人。陶片放逐法的实施有效地维护了民主政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通过陶片放逐法，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为危害民主制度，或者不利于雅典国家，等到票数达到票，这个人就要被流放出雅典，期限是十年。
因为是有条件的放逐，并且这个人在雅典国内的财产和家庭依然受到保护，所以很多被放逐的雅典人民在国外并没有与反动势力相结合，而是积极地采取措施，积极的为国家做贡献，争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通过陶片放逐法，虽然是一项处罚措施，但是无形之中却增加了雅典人民的凝聚力，维护了国家统一。
陶片放逐法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主的泛滥。比如说苏格拉底之死，就是集体暴政的结果。因为陶片放逐法保障人民的权利，但是很多人并不识字，往往写谁的名字根本不认识，就会求助于会写字的人，所以常常被有文化的人所利用。
小结
综上所述，全球的政治体制沿着两条路向前发展，一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另外一条是以雅典为代表的直接民主政治制度。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发展形态，只是因为国情不同，所以选择不同，没有任何的好坏评价。
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一系列改革不断发展与完善，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因为实行了陶片放逐法，对迫害民主制度的人进行处罚，构建了类似于现在的暴力机器，标志着雅典民主法治制度的确立。
陶片放逐法的实施，通过相对缓和的方式流放意见不统一的人，因为保护被流放者的私有财产和家庭，所以流放者并没有对雅典产生多大的仇恨，而是积极地去做一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争取早日回归到雅典，这样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样一来也暂时把意见不统一的人流放到国外，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维护。陶片放逐法是雅典公民能够实施国家权力的一种途径，从侧面反映了雅典的国家权力掌握在雅典公民手中，雅典公民是城邦的主人。
参考文献：
《雅典政制》
《希腊罗马史料集》
《雅典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