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埃弗鲁斯以前年“赫拉克勒斯子孙返乡”为记述起点，而狄奥多罗斯则以前年特洛伊战争为纪年历史的起点，我们现在会以第一次奥林匹亚庆典举行的前年作为希腊信史的开始。
从这庆典到第二次波斯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希腊“古风时期”；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亚历山大过世，我们称之为“古典时期”；从前年亚历山大过世到埃及托勒密王朝皇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在阿克兴战败后自杀，我们称之为“希腊化时代”。《希腊史纲》的十八到二十章保存了一个十分完整的亚历山大“继承者时代”；这又分为第一代后继者以及第二代后继者，其中的分界点前年是伊普色斯战争，确定亚历山大的帝国分裂，而前—前年则见证希腊化三大王国三分天下局势确立。
在罗马方面，《希腊史纲》对前年前的罗马历史无甚兴趣。罗马本身从前年建国，进入“王政时期”；罗马贵族推翻国王，建立共和时期。这共和时期又分为早期共和、中期共和及晚期共和。前27年之后进入罗马帝国时期。所以《希腊史纲》对王政及早期共和着墨较少。《希腊史纲》强调的另一区域是西西里及大希腊。希腊人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移民到今天的那不勒斯湾，与伊特拉斯坎人及罗马人互动。就历史这方面来说，罗马人受到希腊人注意，要等到前前年间；在前年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爆发，罗马第一次跨海出征，主要战场是在西西里，更和希腊史密切关联。
故《希腊史纲》在罗马史方面将重点放在前年之后，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将恺撒在前60年成为第一次三巨头政治成员，出任执政官，准备远征高卢，作为我们介绍的终点。希腊古风时期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是发明城邦体制。这是一群希腊成年自由男性的平等公民所建立的小型独立政治小区。希腊人便是在如此的小区中发明哲学、演出戏剧、建造神庙以及发展民主政治等，这些是我们至今仍然珍惜的人类文明资产。在前年之初，希腊人开始往海外殖民，将城邦体制及生活方式散播到西从高加索山山麓、东到今日法国马赛、北起亚德里亚海岸北端、南到利比亚这广大的空间，共有为数超过个独立小区，建立希腊人的生活空间。
甫进入前8世纪的希腊人便从腓尼基引进文字书写。在东爱琴海的希腊城邦因为与利底亚王国、腓尼基城邦及埃及这些先进文明最早接触，在文化上深受影响，因而变得十分富庶，并于前6世纪中叶开始所谓的爱奥尼亚知识革命，对自然宇宙及人文社会进行理性思维的探索。希腊城邦在此时虽然必须与东方强大的利底亚及波斯维持以贡赋交换保护的国际关系，但希腊人和这些“野蛮人”大致是和平共存的。这一直要到前年波斯战争后才慢慢改变，而自由希腊人与奴役野蛮人那种对立的定型化看法逐渐确立下来。另一个城邦聚集之处是西西里及被称为“大希腊”的意大利南部。
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屯垦肥沃农地或占据极优的战略据点，但必须随时面对来自内陆原住民的攻击。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主要分布在东半部沿海地带；首要城市是东南部的叙拉古。当地希腊人将原住民驱赶到内部山丘地带，但岛的西侧则有迦太基人殖民，经常发生冲突。面对势力庞大的迦太基人，叙拉古经常出面组织希腊联盟，领导对抗，这一方面造成军事强人或政治僭主在西西里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这些政治强人或僭主经常因连年战争而雇佣兵士，带来严重问题，常发生毁城屠民或集体迁徙居民的现象。古风时期希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是传奇的斯巴达。
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多出自那些批评雅典民主政治、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到这个封闭国家的人所写的作品，如色诺芬或柏拉图，所以我们拥有的是“斯巴达幻象”。斯巴达人自诩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在迈锡尼文明崩溃时的12世纪末入侵占领拉柯尼亚这块肥沃土地。斯巴达政体是由两位国王、三十人元老院以及有相同血缘、教养训练、以政治军事为唯一职志的斯巴达军人公民大会所组成的。斯巴达政体因此是由代表不同社会势力的王政、贵族政治及民主政治组合起来的混合“平衡”政体，强调社会和谐及结构稳定，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
波利比乌斯亦以混合、平衡政体来解释罗马的宪政架构以及它何以能迅速崛起，成就帝国。希腊人认为政体是国家灵魂，决定国家性质。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强大的理由是完美的平衡政体，便是很典型的希腊想法。相反地，狄奥多罗斯对宪政形式毫无兴趣，只在乎掌权者是否“节制得宜”。斯巴达在前7世纪经历两次麦西尼亚战争，占领约一半伯罗奔尼撒半岛，控制人数超过数倍的农奴。这些农奴都是同种希腊人，怀抱再度独立的强烈企图，经常叛变。斯巴达国家将这些土地及农奴分配给公民，让他们无须担忧经济生活，斯巴达人也因此必须枕戈待命，随时准备镇压这群农奴，过着全民皆兵的军营生活。
斯巴达虽在希腊古风世界军力最强，然而国际政治上却不主动，因为这支军队较像是对内的镇暴部队，而非对外扩张武力。斯巴达在约前年组织“伯罗奔尼撒联盟”，作为镇压农奴的第二层保障，但也成为扩张国际影响力的工具。斯巴达及其联盟是古风时期希腊世界的主导力量。这由当时神庙几乎都以多立安英雄赫拉克勒斯为民除害的十二件功绩或苦劳作为装饰主题可以得知。雅典在同时期比较沉潜。贵族间因地缘、血缘而发生派系斗争，使雅典极为动荡。
雅典人民无法忍受贵族的任性，决定进行内部改革：从前7世纪末德拉古编订法典、前年梭伦改革、僭主庇西特拉图削弱贵族势力，到前年克里斯提尼重组部落，逐步建立一个由平等公民所组成的民主小区，强调每位公民“在法律上平等”及“有相同言论自由”。一些最出名的希腊庆典及文艺活动，如酒神节及泛雅典娜节，也是在这时期出现流行的，对凝聚小区共识有很大帮助。雅典历经一连串改革而逐渐发展出愿意以协商化解纷争的政治文化，使它以政治稳定而著名。两次希波战争的成功更是对雅典民主改革的最大肯定，提高了人民的自信心。
雅典人在战后继续深化民主改革，逐渐形成我们所知道的以民为主、抽签任官、以津贴鼓励参政等为特色的激进民主政治。古典时期希腊是以斯巴达为首的单极世界，雅典在前年及前—前年两次希波战争后崛起，成为两强分庭抗礼、分据陆海霸权的两极世界。第一次是由雅典人在前年马拉松战役中独力击退波斯；第二次则是雅典与斯巴达组成希腊联盟对抗波斯，雅典海军是成功的关键。波斯撤军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仍须长期保护。保守内省的斯巴达拒绝承担这个职责，雅典挺身而出，建立以爱奥尼亚城邦为主的提洛同盟，反攻波斯。这个同盟由西蒙主导，并在前年于小亚细亚南岸，同日内在海陆击败波斯，限制波斯人的行动范围。
但这样的成果反而使盟邦开始质疑是否要维持提洛同盟，因为盟邦必须贡献军队、船舰及钱财来维持同盟，这些反而被雅典利用，成为坐大的资源，来压迫他们。那些想退出的城邦被迫留下，割地赔款，接受雅典囤田驻军，严重伤害了希腊城邦引以为傲的自主及自由。约从前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领导人是伯里克利。他主政下的雅典精力旺盛，在埃及、塞浦路斯、希腊及西地中海等地同时出兵，更在前年在意大利南部休里埃建立殖民地，染指大希腊。雅典从波斯掠夺、从盟邦压榨来的资源，投资在雅典帕特农神庙及音乐厅等建设上，创造就业机会，也使雅典公民开会能支领津贴。这些诱因又激励了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动了帝国主义的行为，更深地压榨雅典盟邦。雅典帝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携手并进，彼此互相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