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在古希腊历史上有过两段强盛时期。
除了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时期几乎领导大半地中海城邦外。另一段时期则说的人较少些。
其实，早在公元前10世纪，雅典就是希腊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城邦。
当时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南方。雅典能够做到一边抵抗多利安人侵入，一边领导爱奥尼亚人开拓海外殖民地。
那时候，雅典的角色一如现在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是当时的灯塔和战乱时期的难民庇护所。
可是，如此强盛的城邦却在此后逐渐没落，被后来者多利安城邦所超越。
没落的原因是什么呢。
斯巴达战士装束
除了当时雅典落后的部落制度，铸币业发展，金银钱币出现带来的金融借贷滥用，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
希腊土地贫瘠，农业技术落后。歉收年份时，农民手里就什么都不会剩下。为了度过冬季，他只能拿土地抵押，向更有钱的贵族借贷。
到下一季收割时，他们要把钱还上，同时支付“六分之一”利息。可在荒年，他们发现债务还不上了。
怎么办。
虽然雅典规定公民的土地无法买卖，贵族通过拿走土地上所有收成变相拿走土地“所有权”。
法律上他们还是自由民，是土地所有者，但只能被固定在土地上为贵族劳作，所有耕耘的产出和他们无关，沦为雇农。
其实，已和奴隶没什么区别。
由于借贷利息为六分之一，史称这些人为“六一汉”。如同今天的美国“铁锈区”，代表了财富增长过程中失意的底层。
借着这股“钱生钱”的金融风潮，贵族利用“借贷”榨干了中产，很多人沦为债务的奴隶。
社会撕裂了。
雅典卫城遗址
当时，金融游戏玩得贼溜的贵族和一无所有的自由民之间对立情绪严重。
到了这一步，应该说，雅典社会非常危险。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但是雅典最终没有走到这一步。
反而历经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雅典再次复兴，成为后来够制霸地中海的最强城邦。
是怎么做到的呢。
公元前7世纪，“宗教”在希腊依然强盛。
希腊有个地方叫“德尔斐”，是古希腊共同圣地，供奉“阿波罗”。阿波罗是宙斯之子，是世界的肚脐眼。
德尔斐通过传递神谕，将众神之神宙斯的预言下达到无助的凡人中间。德尔斐的角色有点像中世纪教会的地位。
德尔斐不仅具有宗教意义，政治上同样拥有重要影响力。
比如，古希腊遇到是否要和邻国开战，或作出某项重大决定都会向德尔斐求神谕，大致意思是，询问众神是否同意他们的行动，从而谋求行动上的合法性。
“阿波罗”不仅是说教，还有实际行动。比如，德尔斐会制定具体计划和规则帮助那些艰难的城邦恢复活力。
“阿波罗”教导大众要有“自我控制的义务”。
“要控制你的情绪，要在心中念着人之善心而非认知恶行，要怀着‘救赎’的心情死开和行事，不要干涉或伤害他人的心绪”。
这就是“宽容”和“自制”的意义，是希腊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
德尔斐阿波罗神庙
最灰暗的时刻，德尔斐的“阿波罗”及时出现，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身份，要求众生“克制”和“宽容”。
正是敬畏和羞耻感的存在，即便是恶人，心中依然残存善良，德尔斐的作用就建立在这种信念上。
史家说：“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城邦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混乱状况，之所以能恢复元气，很大程度上拜德尔斐所赐”。
“阿波罗”温和箴言“自制”、“自控”，成为希腊政治生活的基本元素。
这也为雅典的梭伦上台提供了时间。
有趣的是，身处平民和贵族间矛盾尖锐的特殊时期，雅典没有选出一个代表阶层利益的执政官。
用今天的话说是，雅典没有选出英国约翰逊、美国特朗普，而是站在贵族和平民中间的梭伦，对于双方，他谁都不帮。
梭伦的改革，让所有人都有所收益，同时也让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承受社会缝合带来的损失。
梭伦在收益和损失中找到了平衡，将雅典带出危机。
美国联邦法院门楣上从左到右分别为孔子、摩西、梭伦
更有趣的是，梭伦改革成功获得巨大声望后，不贪恋权势，放弃职位游历海外去了。
这为雅典的民主事业进程树立了榜样。
公民损失利益时保持克制，收获有限时秉持耐心，不能说和希腊精神没有关系。梭伦对权力的克制，同样离不开对这种价值的信仰。
史学界承认，如果要论公民精神，没有哪代人比的上古希腊那批城邦公民，远远超过今天的欧洲和美国。
总体来说，多年前雅典等希腊城邦艰难的走出黑暗离不开希腊精神，他们对自身传统和价值的坚持和坚信。
多年前，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中发表演说时肯定想不到，今天会有万人为一个“以这个国家为耻”的人投票。
林肯“葛底斯堡演说”那种荡气回肠的公民自豪感和信仰，如今只剩下“特朗普如果当选就逃离这个国家”的沮丧。
美国葛底斯堡国家公园
来，学点希腊小知识：
多利安人：古希腊文明的主要种族，以斯巴达为代表；与爱奥尼亚人同是希腊文明的主要贡献者；
梭伦：雅典城邦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梭伦改革将雅典带上城邦民主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
爱奥尼亚人：古希腊四个族群之一，古希腊文明的最主要贡献者，雅典就是由爱奥尼亚人构成的城邦。其他三个族群分别为多利安人、伊奥利亚人、阿卡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