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诞生于罗马王政时期，发展演进于罗马共和时期，而且，罗马人在共和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还在被现代人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舞台上借鉴模仿。所以，探究罗马人的政治智慧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懂当今各国的政治演绎，很有意义。不过，我们今天要从汤因比的一个观点开启这个话题。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兴衰依赖精英领导下的人类反应。文明因成功应对挑战而兴，因缺乏创造性反应而衰。也因此，他认为历史的塑造力量是精神的而非经济的。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对于这么一个深沉的问题，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有茫然之感。这也是松鼠视野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做这个帝国系列的目的之一。你肯定看过这个历史星空系列每集的片头语：“品味历史，明鉴未来”。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历经五百年沧桑炼狱的罗马共和时代，能为汤恩比的观点提供一些佐证。换言之，人类要想成功应对挑战，必须依赖有高超政治智慧的精英，领导所属群体所作的反应。罗马共和时代所呈现出的政治智慧价值几何，只需看看当今世界有多少国家采用共和制的，就清楚了。
为此，我们得先来简单看看政治为何物。因为不懂得政治内涵及其作用的人，基本无法读懂历史，只能看个热闹。虽然王朝帝国兴衰的直接表现是刀光剑影下的城池得失，但操纵它们的幕后之手却是领导不同族群的不同精英的“政治智慧”。为此，这里向大家介绍几个经典的政治定义。
伯纳德·克里克认为，“政治是一种独特的规则形式，人们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共同行动，以解决分歧，调和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制定公共政策，追求共同的目标。”在哈罗德拉斯韦尔看来，政治就是“谁在何时、如何得到什么”。对大卫·伊斯顿来说，政治的核心就是关于“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
好了，下面我们来看看罗马人在共和时期，是如何面对内外挑战，怎样表现出了人类古典世界最辉煌的政治智慧。
1、罗马共和时期所遭遇的严峻挑战
与罗马帝国的“罗马和平”不同，共和时代的罗马是走在一个由弱渐强的征程上，并持续了五个世纪之久。在其整个的存续过程中，罗马始终面临着众多不可回避的内外挑战，处于一种永恒的准战争状态。
在罗马的内部。
公元前年，罗马治下的西西里岛的奴隶，因对奴隶主的剥削压迫感到不满爆发起义。它很快就发展出了20万人奴隶的队伍，甚至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持续了4年才被镇压。
公元前年，提比略.格拉古出任罗马保民官，启动了旨在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土地改革。这场经济改革在罗马城内演变成极其严重的政治纷争。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最终是以以腥风血雨收场。
公元前73年爆发了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斯巴达克起义。起义队伍连战连捷，一度把罗马的上层阶级打得惶惶不得终日。直到克拉苏上台，才费尽周折将斯巴达克起义镇压。
在罗马的外部。
它的第一个敌人是它的拉丁和伊特鲁里亚邻居，以及高卢人，他们甚至在公元前年洗劫了这座城市。尽管如此，共和国表现出了极强的恢复力，无论损失多么惨重，它总是设法克服。在高卢洗劫之后，罗马在一个世纪内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使这个共和国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一个主要强国。
在罗马共和时期，它所遭遇的最大敌人无疑是来自北非的迦太基人，并与之进行了三次极其残酷的战争。当汉尼拔出其不意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后，让罗马人在特拉西梅尼湖和坎尼遭遇了两次惨败，几乎毁灭了罗马政体。在公元前年的扎马战役中，西庇阿领导罗马人赢得了战争。
随后，罗马开始了一系列漫长而艰难的征战，打败了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和珀尔修斯，塞琉西帝国的安条奥库斯三世，卢西塔尼亚的维里亚托斯，努米底亚的朱古尔塔，庞蒂克国王米特里达六世，高卢的维辛托里克斯和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
从公元前年罗马王政时期的最后一个国王“傲慢的塔克文”被推翻，到公元前27年帝国时代的出现，罗马经历了血与火的历练，并迅速扩大——从城市周边地区覆盖整个地中海世界。那么，在如此恶劣的内外部环境之下，罗马为什么不仅没有被打垮，而且仍然能够实现快速的扩张呢？
2、罗马共和应对挑战的政治智慧
在前文，给出了几位专业学者有关政治的学术定义。实际上，政治更通俗的解读，它就是解决问题的艺术。只是人类处在部落阶段时，问题涉及的观点和利益比较简单，基本上取决于部落酋长的智慧。当人类进入城邦小国阶段时，解决问题的方式复杂了一些，因为它涉及的观点和利益更多。若要从城邦小国发展到覆盖一定疆域的国家，则必须有创造酝酿解决方案的艺术。
换言之，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一回事，方案质量的高低又是另一回事。要想在成百上千城邦国中胜出，并成功地治理更大疆域的更多族群，就必须创造出能够经常拿出高质量解决问题方案的形式或机制。这是人类自古以来始终面临的挑战。回望历史，但凡能够领先时代并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这方面的佼佼者。而二千多年前的罗马人就创造出了优于同时代人，更好的解决不同问题和矛盾的机制。
罗马共和时期问题解决方案的形成机制或政治架构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几乎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和王政时期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把国王改成了两位年度执政官，由平民大会选举，元老院监督。这两位执政官拥有广泛的行政、司法、军事和宗教权力，而且他们可以相互否决对方的决定。罗马共和的这种代议制民主，为高质量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
罗马共和政体是三个因素的融合，即领袖因素、贵族因素和平民因素，一种典型的混合政体。这里既包括了罗马财富和智慧的核心创造者和拥有者贵族，也涵盖了财富创造的众多参与者平民，还有问题解决方案决策效率的体现者领袖。
首先，在罗马共和的政治框架中，执政官代表了领袖因素。当时，罗马共和国有两名执政官，同时配有多名副执政官。执政官由平民大会选举产生，权力很大，在领导国家和指挥战争等重要事务的决策上扮演关键角色。但需要注意的是，拥有巨大权力的执政官同时需要服从罗马共和国的法律，需要尊重元老院的命令，其权力也受到有效的约束。
其次，元老院代表了财富和智慧因素。在当代众人的观念里，一谈到贵族，就会立刻联想到财富和不义。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首先，和现代社会一样，通过正当途径获取财富，需要远高于常人的勤奋和智慧，而且，在罗马早期，打仗不仅是贵族的专属义务，他们还得自备装备；其次，在纸张还未出现的古典文明时代，受教育或读书的成本很高，一般平民百姓无法企及，他们的智识非常有限。
在古代世界，罗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设置了元老院这一特殊的机构。在王政时期，催生它的主要原因是团结各个部落和氏族的需要。但由于其成员都是各个氏族的首领，是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所以，王政时期的罗马人把元老院的主要功能定位为咨询智囊。在共和时期，它演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实权机构。共和时期的元老院基本上控制共和政府的预算和资金，管理着它的重要公共事务，如各行省重要官员的任命等。
但如同王政时期一样，罗马元老院仍然是惟一可以进行自由讨论的政治场所，很多重大公共事务问题自然经由元老院的自由讨论。只是在共和时期，这个平台不仅可以讨论还可以做决策。最初，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是由贵族出任的，但后来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卸任后获得了出任元老的资格。这样，由于两个执政官通常有一个是由平民出任的，所以平民也就获得了进入元老院的途径。
最后，平民大会代表了民主因素。平民大会的巨大权力是选举产生执政官，还负责颁布和修改法律。与平民大会相配套的一个政治职位是保民官，它实际上是平民阶层的代言人，负责捍卫平民的权利与利益。这里同样具有意义的是罗马保民官职位的诞生方式。它很能体现罗马人解决内部尖锐冲突的一种智慧。
共和初期，由于利益和话语权之故，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导致了公元前年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它最大的特点是以和平方式强烈地表达诉求。平民虽拥有武装，但他们没有试图用暴力推翻贵族特权、建立纯平民政权，而是以平和的方式离开罗马，前往圣山，与贵族对抗。另一面，贵族拥有强大的军队，但他们并没有出兵镇压，而是派出使者到圣山与平民谈判。
如果这次撤离运动不是以和平方式，也许就不会产生平民保民官，共和时期的罗马也许就不会形成很强的凝聚力，也许日后罗马也就不会那么强盛。平民保民官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贵族政治的过度发展势头，为平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更多可能，它对罗马共和制的发展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毋庸置疑，罗马共和政体确实有着相当的民主成分。当然，这种民主成分与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相比无疑是要低得多。从功能上讲，古罗马的平民大会（或称公民大会）与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差异也比较大，前者主要是投票和表决，基本上没有公民本身的议事和辩论程序。
综合来看，古罗马共和政体是领袖因素（通过执政官来体现）、财富和智慧因素（通过元老院来体现）和民主因素（通过平民大会和保民官来体现）的融合，是古典时代制权政体的典范。它们综合构成了一个权力实施和制衡的体系，为高质量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石。
的确，在这种共和政体运行的多数时间里，它们是平等、和谐和平衡的，虽不乏有时发生对抗与冲突。换言之，当这种权力制衡机制能够正常运行时，共和政体就能为解决问题、缓解矛盾和应对挑战，酝酿出质量较高的解决方案。这是为何共和时期，罗马能够开疆拓土、繁荣昌盛，成为第一个欧洲的帝国。
但领袖固然包含了与权威相连的效率成分，但容易沦为专制；以财富和智慧为特征的元老院标志着一群最优秀人物的制权，但容易沦为寡头统治；民主固然很重要，反映了民众的诉求和预期，但其过度欲求可能会毁掉共和。
实际上，执政官与将军们、元老院、平民阶层三者之间完全可能出现严重冲突。到了共和国后期，正是这种冲突使得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应对内外矛盾和冲突，无法拿出高质量的解决方案，导致共和政体失灵。
3、政治挑战与共和政体的谢幕
罗马共和政体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本身，就已经昭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政治奇迹。但罗马共和政体面对扩大了六百倍的人口和六千倍的疆域，其解决问题或应对挑战的机制，逐渐有些力不从心，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没能拿出高质量的解决方案。这最终促成了罗马共和政体的让位。
首先，罗马共和政体逐渐遭遇到规模治理的挑战。罗马共和政体原来统治的地方较小，仅限于罗马附近的疆域，在不超过意大利半岛的疆域时，还能对付。但后来共和国不断扩张，一直到统治整个地中海沿岸及大不列颠和多瑙河地区。在没有现代的交通和通讯工具条件下，一条命令从罗马元老院发出，最终抵达罗马共和国的各个行省或边陲地区，需要数周乃至更久的时间。
虽然罗马人借鉴了居鲁士管理帝国的方式，利用总督制的方式管理各个行省。但这些远离罗马的总督们可能逐渐坐大，并最终获得独断权。若考虑到这些总督们或许还兼任着罗马军团的指挥官，那么，这里无疑暗藏着罗马共和中央政府失去对行省控制的风险。
另，虽然罗马共和授予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公民权，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始终无法像罗马城的公民一样参与中央政府的治理。不能出席罗马的平民大会，也没有各自行省的平民大会，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很难得到表现。罗马的共和政体始终没有就如何体现这种公民权，拿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但十八世纪的美国先贤们却解决了这个难题。除了主权在民之外，美国政体的最大特色是“主权在州”。美国各州有一套几乎和联邦一样的政治架构：众议院、参议院、州长、法院，以及州内议员和州长的公民选举等。还通过一套完整的联邦议员和总统的选举制度，把各州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联邦政治高度关联。
其次，罗马共和时期基本上都是处在战争或准战争状态，政体治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