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智者可以是寡头派，也可以是民主派，那么，使这些问题尖锐凸显的就是民主自身。在公民平等的语境下，看似不证自明的观察，如修昔底德在《米洛斯对话》中写的“强者做他能够做的一切，弱者忍受他必须忍受的一切”，都无法再被简单地奉为天经地义，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它进行讨论。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至少）有两个方面。公民平等与“自然”不平等，即强弱的不平等在实践上的并存，产生了大有裨益的理论张力，在修昔底德的历史里，在哲学里，都可以发现这种张力的表现。
柏拉图想让我们相信智者从事的智识活动与他本人和苏格拉底从事的真正的“哲学”或爱智慧（它的创造通常被归功于苏格拉底）的区别，但区别两者并非这么容易。苏格拉底确实不是收取酬劳的教师，尽管他经常可以依靠几乎清一色富裕而出身高贵的朋友和助手，例如他最伟大的学生、贵族柏拉图，从他们那里获得慷慨赠予。但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在与智者一样的领域中从事他们的哲学事业。“哲学家”也主要关切人性、社会、知识和道德，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从nomos和physis，凭法律或约定而存在的事物和凭自然而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区分入手。
当然，他们以智者未曾有过的方式把这种区分转变成了对真正知识的哲学探究。与易于走向道德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且从未远离经验现实领域的智者不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心着一种不同的“自然”，一种更深或更高的现实，它是真正知识的对象。在他们尤其是柏拉图看来，经验世界不过是一个表象世界，是不完美的习俗智慧的对象，而习俗智慧最多是（或多或少）正确的意见，但不是真正的知识。哲学家们在求知和说服之间做出界分，暗示智者像讼师一样，真正兴趣不是求索真理，而只是提出论据并说服别人相信。
例如，柏拉图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区别的看法就建立在这种知识等级上，而不是建立在对野蛮力量或高贵出身的简单测量上，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到哲学家与那些反对民主的智者的关联，后者反对民主的理由是它创造了一种人为平等来挑战自然等级。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智者，尤其是支持民主的智者，又以普罗塔哥拉为甚，提出了哲学家感到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苏格拉底或许是在之后的世纪中得到最高尊荣的古雅典人，同时也是在许多方面都最为神秘的人物。他没有将自己的任何观点付诸笔端，我们不得不依靠其学生——主要是柏拉图，但也有色诺芬对他观点的记叙。尽管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别往往被过分夸大，但是，这两位相差甚远的见证人——哲学家和更为脚踏实地而没有哲学玄想的将军，在描述他们的老师时无疑都掺杂着各自的某些倾向。“真正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是什么样；柏拉图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苏格拉底教诲的延伸或对他的明显背离；尤其是苏格拉底对民主持什么态度，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着激烈争论。
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本身就提出了重大问题。评注者似乎全都同意，这个死亡判决是一种严重的不正义，然而关于民主，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却众说纷纭。一方面，有些人只看到了一种压迫性的民主对一个有良心的人犯下的不正义，这个人是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楷模，他追随自己的理性赴汤蹈火，而罔顾所有反对与威胁。另一方面，有些评注者看到的不只是一种不正义，还有一个饱受风霜的民主政体，它刚经受了一次反民主制政变带来的寡头恐怖和大屠杀时期；在苏格拉底身上，他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有勇气、有原则的哲学家，还是一个其朋友、伙伴和学生都位列寡头领导的人，当民主派逃离城邦时，这个人却在雅典、在其寡头朋友当中尽享安全，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确信他的支持。
这里不去详述所有这些争论。我们仅限于讨论关于苏格拉底、他的生活与工作的几个争议较少的事实，进而分析那些对政治理论发展产生了最举足轻重影响的观念。关于他的生活，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是阿罗佩克区的雅典公民，索福隆尼库斯与法伊娜里特之子，出生于公元前年左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很可能作为重装步兵（这个职业要求有钱武装自己和供养侍从）参与了几次军事战役；公元前年，他作为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对将军们的审判；公元前年，他受到审判并被判死刑。
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他父亲是个雕塑家或石匠（他可能像伊索克拉底和克里昂的父亲一样，雇有作为工匠的奴隶）而母亲是个产婆的说法，苏格拉底曾继承父业的说法更无从谈起。有一些证据表明，尽管他肯定算不上最富有的人，但也过着舒适的生活。无论如何，他的朋友和伙伴几乎清一色地家境优裕、出身高贵；至于他常常在雅典的道路、市集上与工匠进行哲学对谈的画面，则不可尽信。
寡头政变和三十僭主执政时期，苏格拉底作为位特权公民之一安然地待在雅典。民主恢复后，有人提出了一项针对他的指控：不正式承认雅典的神、引入新神和败坏青年。很有可能，这些控告至少部分更明显更具有政治性的指控的替代物，而后者因大赦令被取消。无论如何，由于他与民主的敌人交往，雅典人无疑带着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位哲学家。这无损于他的尊严与勇气；他拒绝在朋友的帮助下逃亡，主要理由是他必须尊重自己城邦的法律，这也证明了他原则坚定地信奉法治。
在这个方面，他与自己的许多寡头朋友有着云泥之别。但是，他的勇气、尊严和对原则的忠诚，并没有使他成为民主的支持者。接下来的问题是，他的交往圈子所引发的猜疑，是否有我们所了解的他的观念的支持。这里，我们依然举步维艰。多少可以肯定的是，他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质询方法：与一个或更多对话者进行对话，他从一个极其一般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有关知识的性质或美德、正义这类概念的含义，然后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问题和回答来枚举各式各样特殊的“正义的”或“有美德的”行为；接着，他以自己独具一格的反讽，找出对话者定义中的不一致和矛盾。
他一贯自认无知，没有能力教授，但很明显，通过在“有美德的”或“正义的”行为的特殊例子中寻找共同特性，他试图寻找一种“真正”的美德或正义定义，它不是一种对经验世界中特殊行为的经验描述，而是一种表达基础、普遍和绝对的美德或正义原理的定义。哲学训练的要旨是提升灵魂或psyche，即肉体应当服从的、人性中不朽和神圣的部分。运用到政治上，哲学之鹄的是实现城邦的更高道德目的。
就其本身而言，无论苏格拉底的方法，还是与之相联系的绝对知识概念，都不具有任何必然的政治意涵。但是，苏格拉底最著名的悖论，即“美德就是知识”，总的看来是问题较大的。表面上看，这个原则不过意味着，人不道德地行为是出于无知，而绝不是自愿为之。而且，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描述，无论我们对它怎么想，它至少看起来用意良善，对那些做下似乎不受惩罚的错事的人表露出宽容和人道。苏格拉底道德教诲中令人钦佩的首要原则，即最好忍受不义而不是与之抗争，其中也没有什么政治意涵。
但是，美德与知识的等同不那么简单，它有着深远影响，尤其有政治的和反民主的意涵。把这一等同与他归于国家的道德目的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排除了民主，甚至把“民主知识”变成了一种矛盾修饰法。在同智者普罗塔哥拉的对质中，苏格拉底公式的意涵变得最为明显，柏拉图的对话录《普罗塔哥拉》描述了这场对质。如果我们可以信赖柏拉图对这位智者观点的重构，那么，普罗塔哥拉似乎为民主提供了一种系统论证，而它基于的知识、美德和城邦目的的观念与苏格拉底的相反对。
结语
我们从柏拉图的描述和留存极少的智者著作残篇中得知，普罗塔哥拉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主张我们无法真正知道神是否存在；我们只能依靠人的判断；既然不存在某位超越人类判断的真理的仲裁者，我们就不能设想存在任何关于真伪或对错的绝对标准。人类，更确切地说，每一个体必定是最终的评判者，这个观念被极好地总结为他那家喻户晓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之物不存在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