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东尼·艾福瑞特
与我国春秋时代相当的时代，雅典出了一位改革家梭伦，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方向大大的拉了一步。梭伦的改革，无论从用心上还是效果上，以及身后的口碑上，都与商鞅变法完全相反，本文详谈梭伦变法，大家可以看看二者的区别。
与商鞅不同的贵族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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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年，梭伦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后来他的家族在艰难的时期开始没落。这个家族自称是科德鲁斯（Codrus）的后裔，科德鲁斯是古代雅典最后一个传说中的国王，在公元前年末期声名显赫。
那时正值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大陆。雅典人决心抗击入侵者，他们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是从某个地方迁移来的，也不会到其他地方去。
德尔斐神谕曾预言，只有在雅典国王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多利亚人对阿提卡的进攻才能取胜。所以科德鲁斯决定为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他把自己伪装成农民，混进多利亚人的营地，与士兵发生争吵并诱导他们杀死了自己。当多利亚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他们从阿提卡撤军，雅典人获得了和平。
科德鲁斯去世后不久，君主制被废除，转而由每年选出的三名执政官来掌管国家。巴赛勒斯（Basileus，即国王）保留了其原有的头衔，但其职责范围仅限于重要的宗教活动。
我们知道，名年执政官（执政官的名字被用作他执政当年的年号）是国家和政府的文官领袖，军事执政官（polemarch，即“战时首领”）是军队的总司令。这三位拥有行政权力的官员后来得到另外六人的支持，所以一共有九名执政官。任命执政官的标准是他的出身和财富。亚里士多德称，起初他们是终身执政的，但后来任期缩短为十年，到了公元前7世纪变成一年。
梭伦的父亲是伊克西斯泰德家族（Execestides）的成员，他保留了公共服务这项长期的传统。如果普鲁塔克所言属实，他慷慨的慈善捐赠让自己陷入了经济困难。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梭伦由于太过骄傲而不愿意找朋友借钱。他告诉自己，家人习惯的是向他人提供帮助，而不是索取。
尽管贵族不赞成从事商业活动，但因为缺钱，梭伦还是开始了经商。因为要经常到外地，这个年轻的商人可以有机会看到希腊不同类型的政府管理模式。一旦赚足了钱，他就沉浸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
不过，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不会以不义的方式让自己变得富有，因为那样会遭到报应。”
梭伦是一位多产的诗人。来自莱斯博斯岛的萨福（Sappho）是与他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她创作的爱情诗歌富有激情。不同于萨福，梭伦写诗，是因为当时没有散文这一文体，他没有别的选择。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样的作家理所当然地开始从事散文写作。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
梭伦的很多作品都流传了下来。一开始，他的写作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但逐渐地，他开始用诗歌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矛盾的是，随着他的家庭财富越发积累，他却越来越同情穷人。他曾经比较了两名男子的不同命运。一个“拥有很多银子和黄金，还有大片的土地”，另一个仅仅能保证家人的吃饭穿衣，但他还有“一个小孩和一个妙龄的
妻子……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是真正的财富”。
尽管梭伦在写作时成为穷人的捍卫者，但雅典的政治局势每况愈下，法律和秩序似乎已经崩溃。亚里士多德引用了梭伦写于这一时期的一首重要诗歌，其主题是雅典这片最早属于爱奥尼亚人的土地。看到爱奥尼亚最古老的土地充满动荡，我体会到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彷徨。
梭伦以善于调解矛盾而声名远扬。应雅典各个政治派别的要求，他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间当选名年执政官。他被赋予巨大的权力，可以对国家进行改革。大家一致同意，凡是他提议的事情都会付诸实施。梭伦自称他很不情愿接受这个委任，但暗地里，他提前向各方做了保证。
此举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轻率地向一些不可靠的朋友透露他不会没收土地，但已经决定取消债务。那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立即借了大笔的钱来购买地产。等梭伦像他曾保证的那样宣布取消债务时，那些人便拒绝向债权人还钱。直到梭伦依照法律条款免除了别人欠他的债务，他的尴尬处境才有所缓解。
同时保护穷人与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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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任立法者，梭伦采取了快速行动。执政官在上任时通常会按照惯例宣布自己要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但是，梭伦显然认识到，他的改革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如果他坚持改革并让公众默许，他需要从一开始就建立强劲的势头。
他宣布，那些在违约事件中以债务人的人身作为担保的抵押贷款和债务全部无效。每一个因为不能偿还欠款而沦为奴隶的人又恢复了自由。那些被卖往国外的奴隶会由国家出资将其赎回，让他们回到雅典，恢复公民的身份。人们把这一重大的事件称为“解负令”（seisachtheia），即“摆脱负担”。
梭伦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后的债务奴役，并确定了个人拥有土地的最大数量。但是，如上所述，他拒绝没收土地并重新分配大块地产。结果，他得罪了所有人，使得大家怨声载道。富有的债权人因为无法收回债务而懊恼。穷人一直期待能终身拥有分到的土地，却失望地发现，他们仍然要支付租金。梭伦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他如同一匹困顿的狼，遭到群狗的围攻。
梭伦内心深处是同情穷人的，这可以在他的诗歌中明确体现出来。事实上，他把自己描述成穷人的一员，这种说法虽不准确，但也算不上难堪。他写道：
很多坏人富有，很多好人却清贫，
但我们不会用自己的美德去换财富，
因为美德万古长存，
而财富时而属于你，时而又属于他人。
然而，立法者的角色就是利益冲突双方的仲裁者，梭伦努力让他的同胞们相信，他会公正无私，不偏不倚。他的确也是如此。尽管他一开始非常激进，但最终变得温和稳健了。
梭伦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只是希望所有的阶级在这个国家中都有良好的信誉。他是这么说的：
我给平民足够的特权，
他们既不失尊严，也无须得意。
那些有权和有钱之人，
我会保证他们毫发无损。
我手持盾牌，勇敢站中间，
不许双方不义相残。
尽管如此，梭伦的政治改革还是从贵族管理向民主政治迈出了一大步，即便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伟大的改革家梭伦
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贵族阶层—用财富取代出身作为衡量贵族的标准。他将阿提卡的人口分为四个经济群体，按照他们的土地每年出产的粮食、酒和油来评估身价。
最富有的是五百桶户阶层（pentacosiomedimni），这些人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每年的收入有“模底”（medimni），相当于蒲式耳粮食的价值。衡量标准可以是粮食，也可以是粮食加上以相同方法计量的酒和油。只有这些人才有资格做执政官，以及雅典娜司库（TreasurerofAthena）这一重要的财务职位。
当然，很多贵族有足够多的钱成为五百桶户阶层。不过现在的重点是，梭伦只根据财富的多少来判断人们是否有资格获得高位，与他们的出身无关。不少富有的“普通人”很愿意同贵族展开竞争。
接下来是骑士阶层（hippeis），他们财产的总值介于到蒲式耳的粮食之间。“Hippeis”的意思是“骑兵”，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喂养一匹马，这样在作战时他们就可以充当骑兵。
第三类人是有轭牲户阶层（zeugitai，这个阶层的收入能够供养一对或两头牛），他们每年的财富总值需要达到蒲式耳粮食的价值。这两个阶层可担任许多种官职。
身处最底层的是雇工阶层（thetes，意为农奴），他们是手工业者，财产总值不足蒲式耳粮食的价值。他们不能担任公职，在战时充当轻装步兵或在舰船上做桨手。
在雅典这样的城邦，公民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权力职能和它的成员资格一直在变，这取决于当时掌权者的阶层。
公民大会至少能够决定是否要发动战争，正式选举地方行政官。穷人经常被排除在外，往好一点说就是，富人们不指望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反正他们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出席会议。
梭伦采取了开创性的做法，允许雇工阶层全程参加公民大会，行使权力。他还创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即四百人议事会（boulē）。这个委员会由四个部落中选出的人组成，定期举行会议，为公民大会做准备工作。在此之前曾有一个处理各种事务的战神山（雅典卫城附近的一座小山，以战神阿瑞斯的名字命名）议事会，一直被贵族掌控，现在其权力仅限于维护宪法以及进行刑事审判。
梭伦仍然不相信自己已经撬动了贵族手中的权力。所以，他引入了一个创新的方法来选举九位执政官。这就是随机的原则。雅典的四个部落（即整个公民群体的分支）分别选出十名男子作为候选人，总共40人。然后从这40个人中通过抓阄产生九名执政官。
抓阄［专门术语是抽签（sortition）］这种富有创造力的方法显然是出自希腊人之手。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宗教目的，另一个是政治目的。首先，这是一个恭敬的邀请，让众神在选举中发挥作用，可以说是让他们做出最终决定。其次，这样也确保了人人享有公平的机会，阻止了破坏选举的腐败行为。
对梭伦来说，这样一种机制可以削弱过于强大的派别所产生的影响力。贵族们会发现，把九名执政官全部拉拢到自己这边会变得难上加难。
在现代人看来，随机选择是荒谬的。但是抽签减少了竞争带来的麻烦。或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鼓励了公民（至少是富有的公民）时刻